第59mdash;mdash (第3/4页)

牌（即J，Q，K），就像电台联络开始的呼号，呼叫对方注意抄收。

    随后出现的一系列数字牌即为报文（菩萨牌没有内容，可以置之不理），我用脑子记录报文，回去将相应的奇数换成偶数、偶数换成奇数，然后就可照着明码电报本翻译出报文。

    由于只能默记，报文总是很简单，一般是几个字，或者词组。

    那天她发给我报文的内容是：灭火勿念，意思是告诉我她已决定不要孩子。

    但是谁让她作出这决定？孩子父亲知道吗？难道非这样不可？说真的，当时我确实为她想得很多，甚至每当想到她已决定不要孩子，我想劝她生下来的愿望就更加强烈了。

    也许要是她作出相反的决定，我就会有相反的愿望。

    这很可能。

    两天后，我们在舞会上再见面时，不知是出于同情还是关怀，或是出于对一个生命的负疚心理，我愚蠢地提起了那个令人肝裂肠断的话题，建议她要想好，不要太冲动什么的。

    我还说到战争可能很快就会结束，意思是这样的话孩子就可以保留下来。

    我话没说完，就感到你母亲短暂地抽泣了一下，一滴眼泪滴在我衣襟上。

    过一会儿，她告诉我，这不是她自己作出的决定，她已和组织取得联系，是组织上，是老A，做出了这决定，她仅仅是服从而已。

    老A！老A！那时刻我对这个满脸蛮横的老A不可抗拒地产生了恨意，在不满和不安之中，我想，我们这位老大也许就像毛人凤一样，是冷酷无情的；也许是信念使他变得冷酷无情，但即便这样我也不觉得他有多么可敬可爱，因为一个人的痛苦——我至今还记得你母亲说那话时那种无可奈何的痛苦神情——已使我失去理智。

    那天晚上，我第一次对组织、对这个神秘的大老A产生了一种不亲切感。

    然而，一个星期后，深深的自责又折磨了我。

    08我觉得，如果我讲述的是一个故事，那么它现在正在往一个凄楚的方向进展，越来越像个悲剧故事。

    我知道，在一个无限的期限内，所有的人都会发生所有的事，但仅仅在一两个月时间内应该发生多少事，那是我不知道的。

    那天下午我下班回家，妻子告诉我，那个经常给我理发的老头来找过我，说是来还我钱的。

    我妻子不知道，所谓还钱是个借口，给我送情报来才是真的。

    这个老头，曾经就像黑夜里的一把火，照亮过我，温暖过我，使我在最孤独的时候仍然感到组织的存在。

    但自你母亲到来后，我已好久没跟他联系了，他的突然出现使我感到吃惊，我心慌意乱地在沙发上坐下来，可以想像地在坐垫下摸到了他留下的纸条，一种盲目的恐惧心理使我马上打开了纸条，上面不过十几个字，通知我晚上去参加红楼会议。

    有那么一会儿，我感到轻松，就像避开了什么想像中的麻烦、危险，心想，我还正希望去开会呢，顺便可以建议组织上对你母亲的事情重新予以考虑。

    说真的，那时候我强烈感到自己更希望你母亲把孩子生下来，一则我觉得你母亲有这样愿望，我们应该尽量尊重她，不能伤她心；另外我想革命也许会很快胜利，我们也许没必要做出这牺牲。

    但当我再次审视手上纸条时，我又感到了不对头，因为我想，如果正常的话开会的消息应由你母亲通知我，而且正常情况你母亲总是不叫我去，自己去开了会后，把会议和我有关的部分转告我：总是这样，很少有例外。

    第61节：不祥之感

    记得只有一次，你母亲有事不能去，是我去的，那都是半年前的事了。

    我还记得，就在那次会上——我参加的第二次红楼会议，我发现我们已经少了一位同志，就是那个青年学生，你还记得吗？对，就是他，额头上有一块红斑的那个人。

    我现在想起来了，他代号叫"半月"。

    我或许在前面说过，他是我们中最年轻的同志，却是最早遇难的，牺牲时才20岁。

    他的牺牲，使我懂得了——更加懂得了，成为不死，那不是我们地下工作者的愿望，因为那很不真实，很渺茫。

    有句话是这样说的：在敌后穿插，清晨起来还看见自己活着，那是多么幸福的事。

    是啊，生命对我们来说就像天上彩虹一样容易消失，阳光、水汽，甚至你站立的位置、目测的角度——凡此种种，只要稍有偏差，都可能使彩虹消失。

    我们的生命就是这样的珍贵而伤感，因为我们的每一个举动都有着无可挽回和必冒风险的危机。

    有时候，我们甚至不得不用自己的手切断动脉、喉管，用自己的牙齿咬碎舌头，或者用一粒剧毒药片结束自己生命。

    所以人们说，成为一名特工，无异于把一只脚送进了地狱的门槛，另一只在某天清晨或者傍晚随时都可能跟着进去。

    那确实是最真实不过的，也是最正常的，像我这样最后又把那只脚重新从地狱里退出来，成为一个80岁不死的老人，可以说，是很罕见的，非正常的。

    纸条在我手上变得沉重、生硬，像块铁片，我的手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