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怯地颤抖起来，我想，难道这是你母亲出事的一个信号吗？她要好好的怎么会让老头出现？她会有什么事？是手术出了麻烦（处理孩子的手术），还是工作出了漏洞？一种极为空虚的灾难临头的不祥之感纠缠着我，折磨着我，我觉得发冷和害怕。

    窗外，天色正在逐渐昏暗，我几乎没有勇气出门，但又不敢在家里使用电话。

    最后我还是出了门，来到附近一家旅馆，拨通了水西门公寓的电话。

    电话嘟嘟响着，在我听来就像一只军舰正在不断沉落。

    正当我准备挂掉电话时，对方却接了电话："这是杨董事长家，您找谁？"我听出是管家的声音，就问："杨太太在家吗？"她说："太太身体不好，正在休息，你有什么事？"我说没事，就挂了电话，同时感到如释重负。

    我想，会出什么事？什么事也没有，她只是身体不好，所以要我去开会。

    甚至我想，她身体不好也许正是刚做了孩子的手术。

    这念头使我感到内疚，好像我就是手术的医生。

    我也感到遗憾，因为我正打算在晚上的会上替她说说情呢。

    说真的，我是做父亲的人了，我太能体会到孩子对父母来说有多么重要和珍贵。

    晚上，天很晴朗，一盆银制的月亮早早地挂在了天上，马路上到处是房屋的不规则的阴影和像水一样晃动的树木的阴影。

    因为月光充盈，白色的救护车反倒失去它引人注目的特征，隐蔽在一片白色之中，所以我没能老远就看见它过来，而是到了眼前，等它在我身边戛然而止时，我才恍然明白，匆匆忙忙地上了车。

    车子尖叫着奔驰在阴影斑驳的大街上，却没有惯常地驶向郊外，而是在巷巷弄弄里穿来穿去。

    开始我以为还要接人，但车到水佐冈一带时，代老A突然伸手朝一条窄胡同指点了一下，说："双井巷28号，已被盯梢，以后不能联络。

    "到了明故宫，代老A又说"桂花街17号已叛变，以后不要与他接头"，到光华门，代老A又说某某地方某某同志已被捕，以后不要再联系。

    就这样指点了好几处之后，车子才出城上了紫金山，在山路上拐来拐去地开了有半个钟头左右，终于停在一座别墅的门前。

    一个白胡须老头为我们开了门，带我们去了一间像洗澡堂的平屋：里面已有三个人在等我们，当中有理发店的跛脚老头，他见我跟不认识似的，我也没有露出认识他的表情。

    另外两人其中一位是女同志，三十来岁，脸很大，头发剪得短短的（更显得脸大），穿着一套像少数民族的服装。

    包括理发店的跛足老头，和刚才车子上有三位同志我以前见过外，大部分同志我都不认识，一下认识这么多人，我有点害怕，但又很兴奋，觉得我们竟有那么多同志。

    我们刚坐下，白胡须老头就退出去了，也许是去警戒的。

    不知是激动还是紧张，我注意到老头出门时露出了哆哆嗦嗦的目光。

    会议一开始，代老A就神色严肃地告诉大家：最近我们已有两人变节叛变（其中包括花园街17号的），组织遭到惨重破坏，先后有7名同志被逮捕，组织上要求同志们暂时"避避风头"，"没有组织命令一律不准私自开展工作"。

    "但是，"代老A目光变得犀利，"两个叛徒必须不惜代价除杀，冒最大险也要除杀！"看看大伙又说，"组织上决定这项任务交给'望远镜'完成，必须尽快。

    ""他们现在在哪儿？"坐在我正对面的一个敦实的中年人问。

    我想他可能就是"望远镜"。

    "就在这儿，在毛人凤手上，"代老A说，"但据说就要离开南京，不知去哪里，也许是重庆。

    ""毛那边不是有我们的人吗？"中年人好像有些异议，"让他们干不是更方便？"代老A剜他一眼，责问道："听你还是听组织上的？！"中年人垂下头，不吭声了。

    这时，坐在女同志和理发老头中间的那位戴眼镜的同志，就是原先在屋里等我们的三人中的一人，插嘴说："他们被捕了。

    "沉默一会儿又说，"刚被捕的。

    "这人是谁？他怎么说我们被捕了？我想，难道是你母亲被捕了？这意味着下午我打电话时管家是在被迫骗我，同时也意味着我的声音已被录音！一下子我变得坐立不安，手脚居然控制不住地哆嗦起来。

    为稳定一下情绪，我掏出烟来。

    正当我把烟刚点燃，院子里突然传来一声呼叫，我们并没有听清楚呼叫的是什么，因为呼叫的人似乎刚出声喉管就被割断了。

    但这足以引起我们警觉，再说接下来的一阵子被压低的沓沓沓响声——像有一大群鸟在扑飞，更加提醒我们：出事了！这时，刚插嘴说我们"已被捕"的那位"眼镜"同志率先飞身扑到门口，扯灭了电灯，同时大喊一声："快跑——！"但此时沓沓声像粘在屋墙上，要跑无疑已来不及。

    事实上我们一扯灭灯，外面就向我们喊话了。

    无法逃跑的我们只好都分散在屋子四周，像壁虎一样贴墙而立，目光齐齐落在代老A脸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