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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是嗦的有力把柄，我离不开它，它既是我的累赘，又是我的一只脚，我靠着它出门、上街，预防各种跌倒的危险。

    有时候，我了也要用它打一条冒犯我的恶狗，大街上也许没有一条真正的狗，但是像狗一样的人并不是没有。

    哦，你看，我又把话扯远了。

    那天是星期天，我记得很清楚，上午我在家阅读了几张解放区的报纸和一本小开本的油印刊物（都是秘密得到的），使我深受鼓舞。

    中午时候，天气很好，妻子让我带儿子和女儿去小红山公园看马戏团的演出，我以有事搪塞了。

    其实我没事，我只是想清静，想一个人呆在家里，让宝贵的孤独包围我，让那些平时沉睡的东西苏醒过来（就像有片薄薄的阳光在我心里蠕动着，使我看见细微，听到静的声音）。

    干我们这行静心静气是最重要的。

    后来，我坐在阳台上，目送他们远去，初春的阳光温暖又快活地在孩子身上跳跃着，妻子一只手牵着儿子，一只手牵着女儿，很抒情的背影，很像一个幸福的母亲和家庭。

    这时我突然想，这场战争到底什么时候才能结束？我在莫名其妙的不安中默默地回到房间，荒唐地翻出了上午已经看过的几张解放区报纸，重新又看了起来，仿佛这种阅读能够给我勇气，使我安宁。

    而事实也确实如此，因为几张报纸都亲切地告诉我：大决战已经开始，我们已经赢了第一个回合。

    我一边接受着熟悉的鼓舞（因为已是第二次），一边以一个幸福的人的眼睛预视着未来，我想我们的军队也许很快就会攻打南京，战争也许很快就会结束。

    大约是一点多钟的时候，你母亲像幽灵一样突然出现在我面前，我马上意识到：她一定有什么紧急事要告诉我，就下楼去把门关了。

    第60节：失去理智

    回来，我见你母亲躺倒在沙发上，微睁着眼，满脸疲惫，像个病人。

    我想是不是出什么事把她吓得这样，所以心里更加着急，问她出什么事了。

    她不置可否地摇摇头，很心乱的样子。

    我又问："你脸色不好，很苍白，是不是身体不舒服？"她这才抬起头，看我一会，突然告诉我——很坚决地："我怀孕了。

    ""怀孕？"我像是被什么烫着似的，慌乱地说，"怎么可能呢？""我上午去医院了，"你母亲摇摇头说，"没错的，已两个多月了。

    "我徒然地在房间里徘徊，思考，我知道，这并不是个正常的喜讯，你母亲找我也并不是来报喜的。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道费解的难题，要考验我们的理性和感情。

    我不需夸张就可以这么说：这个生命伸出的一只手握住了我们的良心，另一只手却抓住了我们战士的信念，它把两件我们最最珍视的东西放在一起，同时又无情地让我们做"只要其一"的选择，这种选择无疑是我们每个战士最最害怕面对的：比死亡还害怕！死亡对我们来说并不是可怕的事，因为我们无视死亡，因为我们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人们经常这样说，我们确实也是这么做的。

    "他知道吗？"我问。

    "谁？""大海。

    "大海是杨丰懋的代号。

    "他去缅甸了。

    ""什么时候能回来？"我想这种事情应该首先让孩子父亲知道。

    "不知道，"你母亲说，"才走的，也许还要很久。

    "我又问："现在有谁知道？"她说："没人知道，就你和我。

    "我问："你打算怎么办？"她说："你看呢？"我说："这个问题只有你和组织才有权回答。

    "以后几天我一直在等她的回音，我希望马上召开一次红楼会议。

    但会议不是我和你母亲可以召开的，我们只有等着它开，无权召开；只有老A或者代老A才有权召开红楼会议。

    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当老A（老大），只有在那几天里我忽然希望自己就是老A。

    有一天，我去"小洋楼"给郑介民送文件，经过你母亲办公室时，我故意干咳两声，通告你母亲我来这里了，如果有事她会设法与我取得联系的。

    我们当时有种约定的联系方式：只要你母亲在楼道的大厅里给人算扑克牌命，就说明有事，我就要注意接收信号。

    我不知你母亲从哪儿学得了一手算命术，反正算得很有名堂，很像回事，一度在保密局内"名声鹊起"，说她算的命比夫子庙的天觉和尚还要准。

    那时候，找你母亲算命的人很多，我听说毛人凤还专门悄悄找她算过命（肯定是受秦时光蛊惑的结果），甚至只要她一出现在哪个休闲场所，有人就会缠她算命。

    这使她结识了很多人，得到了很多意外情报。

    当我从郑办公室退出来，经过楼道休息厅时，我看见好几个人围着一张茶几和你母亲，我就知道她一定在用扑克牌给人算命，其实在等我去接收"信号"。

    我马上围上去，故意生出点儿声音让你母亲知道：我已出来。

    这之后，你母亲一定会暗暗地给我摆一副牌，这副牌的开头肯定是三张任意连着的菩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