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ldquo;新时期文学r (第2/4页)

状态，这是1949年以来罕见的现象。因此，倘若像我这样的作家，硬要把自己知名度的崛起说成完完全全是群众所赐，便太矫情了。1988年5月，我同诗人芒克同往法国的圣纳泽尔市，当地的《西部法兰西报》和当地电视台在介绍我们两个人时，特别指出我是“体制内作家”意思就是说我是同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致力于改革和开放的“官方”合作的作家。当然，他们有时候说“体制外作家”也并不是说那作家就是反“官方”的，更多的意思是指作家本人并未被“官方”承认。

    也许是我的内在气质使然，我始终不能完全摆脱社会现实和我所属于的民族或者说种族的影响。尽管在此前多年的文学跋涉中，我越来越乐于接受各种不同美学前提下的多元文学共存的局面，即使是对最极端的文学象牙塔，我也尊重他们的存在。我是在198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我之所以加入，的的确确是我寄民族振兴的希望于中国共产党所进行的并包括它自身的改革和开放。我现在越来越懂得文学有它独立不羁的超越于政治经济之上的本性，我绝不把我的文学活动完全消融到我的政治情绪之中，但我至少在目前还不想退入到一所象牙塔里去。

    我对改革、开放所怀的热情，多次受到伤害，这当然不可能不影响到我的创作，但可以肯定地说，就我个人的政治热情而言，这些伤害的效果是负面的，就我个人的文学事业而言，这些伤害的效果却是正面居多。因为我从每一次舐去伤痕的血丝中，都增加一层对我们民族、对我所处的现实社会、对笼罩于当代中国的人文环境、对人性、对个人与命运宇宙的神秘关系诸多方面的认识与体验。

    《班主任》出来以后，我收到无数的读者来信，另一个短篇《爱情的位置》出来以后，我收到的读者来信增至七千余封，99%以上是支持我鼓励我的。但就在那时，有一封寄自广州的信因为写错了地址，误投到了某一单位，并被拆阅了。信是两姊妹写的，她们自称都是在“文革”的“清理阶级队伍”阶段光荣入党的，作为共产党员，她们不能容忍我那《班主任》的写法。她们认为被我极温和地批评了的那个团支部书记谢慧敏的形象，是对共青团员的歪曲和诬蔑，她们认为像《班主任》那样暴露社会的阴暗面，只能令海内外的敌人拍手称快。可惜她们那封信没有留存下来，我转述得远比她们冷静，她们当时似乎使用了更为严厉的语气并上到了更高的“纲线”上。本来即使像她们这样的批评，作为一个作者也是完全可以倾听的，但偏偏那时香港一家杂志刊出一篇未经我审阅过的访问记。在那个访问记里我明显地否定着“文化大革命”并且接受了“新写实主义”的提法，因而，有的人就主张把那封“两个共产党员的来信”和香港杂志上我的有关“言论”合并为一份“内部简报”上报和分发。幸亏一位好心的前辈，把这个可能出现的情况告知了我。当时我非常激动，也非常震惊。许多年过去，如今有些人可能因为种种原因不记得那时的情形了，有许多年轻的朋友当时尚小，不可能清楚。不知有多少人还能够记得，陈冲走上银幕的第一部影片是谢晋执导的《青春》(而不是后来那部使她和刘晓庆成为明星的《小花》)。《青春》是一部非常古怪的影片，那部影片不消说是否定“四人帮”的，但却非常热情地歌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陈冲所扮演的那位听觉失聪的女主人公，在影片中通过“徒步大串联”终于来到了北京城，并同其他的“红卫兵战士”激动地接受了毛主席的检阅，影片中有大段毛主席挥手(利用的纪录片镜头)和陈冲等饰演的“红卫兵”热泪纵横的场景。这就说明，并不是“四人帮”一倒台“文化大革命”就遭到彻底否定。要不要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联系着对毛泽东同志以往的指示是否必须采取“两个凡是”即一概不能否定并仍应执行的态度，在1978年及那以后一段时间里，成为了最敏感的政治问题。我当然不情愿，并且自己觉得也不应该成为政治上错误的典型，因为那份简报如果编成，就连我同意访问者“新写实主义”的提法，也要成为反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背离毛泽东文艺思想”的一例。后来由于我的反对和一两位老同志的明智，这份简报没有编发。今天想来，这份简报就是编发了也算不得什么，但在当时，这一事态的出现使我伤心地懂得，在当时的运转机制里，不仅我收到的几千封支持鼓励的读者来信没有什么分量，就是《人民日报》上发表过的肯定性文章，也并不一定作数，只要有份编得“精彩”的“简报”或“内参”(甚至无需造谣)，就足可使一个人的命运逆转。也就是从那个时候起，我就矢志要为改变这种不良的机制而努力，并自觉地投身于关于政治公开化，增进透明度的体制改革潮流之中。

    我不希望自己成为“伤痕文学”狼潮一过之后便随之而去的文坛过客，我从小就热爱文学，我希望以作家为终身职业。因此，从1979年以后，我就注意调动自己的美学潜力并调整自己的文学步伐。我写出了短篇小说《我爱每一片绿叶》、中篇小说《如意》和《立体交叉桥》。我开始把文学的目光和追求投向活生生的个人，开掘和探索人性，并钻研小说的结构技巧与叙述方式。也许我是在前后脚走上文坛的那一茬作家中除了小说以外写“创作谈”最多的一个，因为我内心有一种驱动力，迫使我不断调整我的美学意识以跟上迅速发展的文学形势。我不懈的努力并没有落空，自1980年以后我每年平均出二本到三本新书，林斤澜在读了我的《立体交叉桥》后才正式承认我有写真正的小说的能力。这位我尊为林大哥的作家的这一评价使我深得慰藉。1985年我的长篇小说《钟鼓楼》获得了第二届茅盾文学奖。

    1987年年初，我到《人民文学》杂志社工作半年之际，发生了“舌苔事件”全中国的电视观众都在2月份一天晚上的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里听到播音员播出一条“刚刚收到的消息”我被停职检查。这条消息随即由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以38种语言向全世界广播，并成为第二天报纸的头版要闻。《光明日报》不仅将这消息作为头版头条，而且在标题下的摘要里提及我时不用“同志”二字。我停职整整200天后，复职并获准到美国进行了50天的讲学访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