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ldquo;新时期文学r (第3/4页)

。我发现我在海外的知名度骤增到一种古怪的地步，我愿我自己和其他的中国作家都不再以这样一种状况而引世人注目，不过这不是我和中国作家们能自主的事。在美国西海岸的洛杉矶我同卢新华重逢。卢新华和王亚平一样，自“伤痕文学”狼潮消退后就逐步退出了文坛，卢新华到美国柏克利加州大学攻读比较文学硕士学位，王亚平则弃文从商。在洛杉矶我听到许多关于王亚平发财致富的浪漫传说，但由于我去那里时他因商务回中国了，从北京打长途电话来要我留在洛杉矶等他，他表示将盛情招待我，畅叙旧谊。而我那时已经倦游，决心提前回国，就没有见到他，无从证实那些关于他的传言。在卢新华的宿舍里我看到了我家中也保存着的一张照片：我和他和王亚平三个“伤痕文学”的代表性人物于1979年初摄于崇文门外花市，当时王亚平全副戎装。卢新华告诉我，他也听到了这样的说法：为期十年的中国“新时期文学”以“舌苔事件”的爆发及其后果宣告结束，而这十年可以说是“以刘心武始，以刘心武终”不管今后的文学是停滞、是发展、是怎么怎么样，那都属于另一个文学时期了。我告诉他自己已从个人的际遇中超脱出来，但我心里为一些别人的事难过。比如，因为“舌苔事件”所造成的心理影响，林斤澜写得非常出色的三个短篇留在《人民文学》编辑部待发的，现在都发不出去了。从美国回来以后，我重返编辑部工作，得知林斤澜的那三个短篇退掉了两个，还压着一个，我便立即督促编辑部同人将它发出，那便是见于1988年2月号的《白儿》。读着印在刊物上的《白儿》，我心里很不平静，我想到1978年《十月》杂志初创时向林斤澜约稿的情景。基本上不参与政治埋头艺术探索并甘于寂寞的林斤澜是解放以来中国文学发展的见证人，他的被允许与不被允许，相当精确地折射出我们文坛的兴衰。可叹的是为什么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中国文坛还要再一次重复连林斤澜也不被允许的局面

    十年在人类发展的浩瀚长河中不过是弹指一瞬，但十年对有身有rou也有灵的个体来说却是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人生即使以百岁计，也不过只有十个十年，而除去发育期和衰老期，人生能有几个十年得以施展并有所收获呢

    在北京出版社工作时，我不仅参加过《十月》杂志的编发，我还担任过长篇小说的责任编辑。那部长篇小说叫《雅克萨》，由两人署名，实际上主要是谢鲲的手笔。我记得是一个秋日的下午，我找谢鲲传达终审者的意见，请他对书稿作最后一次的修改。这位与我年龄相仿的作者那天脸色特别灰暗，与我交谈时音调也特别喑哑，但对我倾诉的一番心曲，却令我至今难忘。他说：“人生是桩神秘的事，你不能挑时候，不能挑地点，尤其不能挑种族，不能挑遗传基因，你就那么落生了。如果你有才华，那么你的才华只能在限定着你的那个环境里寻找机会发挥。有的人在‘文革’前已经开放了他们的才华之花，他们发表了作品，有了一定的名声，‘文革’当中他们挨批斗，他们不与‘文革’合作，‘文革’也不要他们合作，他们再不发表作品，他们无憾。但是，像你我这一代人，‘文革’前我们还小，轮不到我们施展，‘文革’十年正是我们二十多岁到三十多岁的最紧要的人生岁月，我们要么甘于淹没，要么就只能在那样一种最荒谬的人文环境里寻觅施展才能的机会，于是乎我们到头来也投稿，也想发表作品。弹钢琴的就想上台弹《黄河》，搞声乐的就想上台唱《钢琴伴唱〈红灯记〉》，而想演电影的就必然只能到比如《南海长城》那样的片子里去找个角色…一切都可以储存，而青春是不能储存的，只能及时消费。这《雅克萨》我好几年前就开始搞了，已经搞到这份儿上，实在舍不得放弃，其实我心里很明白，这一类东西，还都属于为政治服务即为‘反修’服务的，说是历史小说，其实都难免影射，将来两国关系修好，这样的东西就该自动淘汰了…我真想早点结束这项吃力的工作，写《班主任》那类的东西。其实《班主任》也还太政治化了，不过这一回你不是被政治驱赶着在搞文学服务，你勇敢地发表了你自己的社会政治见解…我们以后都该抓住好时候，写一点真正的好东西…”说到最后，他那浮肿的脸上竟泛出了红光。可没等到我把《雅克萨》的样书送到他跟前，他就溘然而逝了。记得我在得知他病重住院的消息后，在一种恍惚不安的心情中来到部队的一所医院。医院的设备和医疗技术都是最好的，并且帮助他住进医院的朋友恳切地嘱托医务人员尽一切力量挽救他那尚未得以真正施展的才华。但谢鲲垮得很快，他的肝坏死了，据说酥成一片一片的，系由于长期营养不良和劳累过度所致。我赶到医院时他已停放在密封状态的急救室，只能透过玻璃隔板观望他，他已进入弥留状态。当我回忆起这悲惨的情景，我就更深切地意识到，我得以在这些年里施展了自己的才能，并越来越摆脱了外在的束缚，构建起自己的良知系统和美学意识，并获得一种内在的尊重感和自信心，该是多么幸运。

    在这些年里我送走的同代人远不止谢鲲一个，我又想到了张维安。记得1978年春天，当时我们一群年龄相仿的想在文坛上一试身手的朋友，同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参加劫后的第一次北京市文联代表大会。一天傍晚我把他们当中五六位叫到了小树林中，倚着一个不知为什么搁放在那儿的大型水泥管道构件，我向他们朗读了短篇小说《醒来吧，弟弟》的手稿，读完最后一行，他们真诚地鼓励我，也给我提出意见。那群朋友中就有张维安，他专攻小说评论，所以我格外留心他的意见。后来他一直关注我的创作。我从写社会重大问题转入探索人性，写出中篇小说《如意》以后，他很快就在《光明日报》发表了恳挚深切的评论。但那不久以后他查出肺癌，半年多以后他亡故了。人生有时就是这样地令人惆怅，机遇本来是难得的，但机遇到来时花蕾不得开放就谢落了。

    对那一段历史我尽管有牢sao，并保留对某些重大事态的个人看法，但我得衷心地说，总体而言这是一个不错的时期，关键在于改革和开放使我们的生活变得富于创造性并丰富多彩。不“以阶级斗争为纲”了，不搞政治运动了，越来越多的人把思路和力气集中到如何使国家富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