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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8年第4期的《当代作家评论》上，有孙绍振的一篇《审美价值取向和理性因果律的搏斗——刘心武论》。他在文章里写道：“在目击了这几年的文学发展的几个历史阶段之后，又重新阅读了《班主任》，我最突出的感受是：简直为他捏着一把汗。难道这就是1977年给读者以心灵解放的喜悦的历史名篇吗这就是当年那轰动一时令许多人奔走相告的时代杰作吗当年那使我眼睛看到更多色彩，使我沉睡的心灵感到更多的欢欣和痛苦，使我冻僵的嘴唇吐出更复杂的语言的就是这样一篇作品吗”

    他，怀着创作和审美热情的批评家，为我，为新时期文学的起点，始于那般的粗陋笨重，而代为羞赧。他那时所捏着的一把汗，跟1978年时许多好心人为我，为那时刚涌现的“伤痕文学”竟显得那么出格那么忤逆，而代为紧张，所捏着的一把汗，是全然不同的两把汗。十年过去，关怀我，关怀新时期文学的人们，手里捏汗的心态，竟有如此巨大变化，真令人感慨系之，无数往事，涌上心头。

    许多人认为，写《班主任》时，我仍在中学任教，其实那时我已在北京出版社当文学编辑。《班主任》发表在1977年第11期《人民文学》上，因为《人民文学》是每月20日出版，再加上脱期，《班主任》同广大读者见面，已是1978年年初了。那个时候，是怎样的一种时代氛围呢著名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尚未召开“天安门事件”尚未平反，成千上万“右派”的错划尚未改正，许许多多“文革”的受害者仍未获得解放。一句话“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惯性，仍然强烈而执拗地存在于社会生活之中。至今我仍非常怀念当时北京出版社文艺编辑室那个活跃的群体，那个群体当时为一种听命于时代而不机械地听命于布置的可贵精神所支配。没有人宣布可以恢复像“文革”前《收获》杂志那样的大型文学刊物，但编辑部的同仁却大胆地着手创办如今已非常有名的《十月》。当时我参加了《十月》的编辑工作，我提出来向林斤澜约短篇小说稿。如今所有文学刊物的编辑都会认为向林斤澜这位出色的短篇小说家约稿是最正常不过的事，但当时我的提议竟成为一种非常大胆非常新鲜的设想，因为那时候北京市最出色之一(恐怕在全国也属最出色之一)的短篇小说家林斤澜，已从北京市文联除名，被打发到区文化馆的俱乐部去了。有人说曾看见他在票房里卖电影票(后来林斤澜告诉我，他一直称病不上班，所以卖票一景不确)，难道这样一个人，我们能不等文联重新确认他的价值，就“擅自”去约他写稿吗但我们谁都不想等待，我们不祈盼“圣旨”也不希求恩赐。我们忠于自己的良知，我们确认是对的便立即去付诸实施。从林斤澜那里去约稿回来的年轻编辑陈晓敏兴奋地告诉我们，林斤澜使她大吃一惊，因为猛然看上去他很像著名电影演员赵丹，坐下来对谈以后又觉得他与另一著名电影演员孙道临相似，她最后传达出的信息格外令人振奋——林斤澜说他或许可以试一试给我们弄一个短篇。陈晓敏第二次从林斤澜那里回来果然拿着一叠稿子，她并开心地向我们形容，她去时林斤澜正坐在小板凳上，用一把椅子当桌子润色他的稿子呢。但林斤澜重返文坛的那篇小说——我记得篇名叫《膏药医生》——陈晓敏作为第一读者说她简直看不懂。陈晓敏属于“文革”中工农兵学员里思想最具反叛色彩的一员，曾因“文艺思想不健康”受到过批判，在“天安门事件”中她多次去张贴诗词，后来所出的各种《天安门诗抄》中几乎都收有她的愤懑之作。但即使她，当时也无法进入林斤澜的文学世界。后来由我来读林斤澜的手稿，我仅仅凭着本能确认那是篇艺术上乘内涵深刻的作品，但无法用理性的语言阐述我的感受。《十月》后来发出了那篇作品，同林斤澜以往和现在的绝妙之作一样，没有引出哪怕是小小的轰动。回想至此，我越发意识到，是当时那样一个时代和当时的那么一个读者群体，硬把我的《班主任》及另外一些“伤痕文学”作品推到至今留下痕迹的位置上的，说明在那样一种境况中，社会群体所关注的，不可能是纯粹的美学高度，他们所呼唤和拥抱的，必然首先是睁眼看世界与不待指示便大胆臧否的勇气。

    我记得，《十月》很快就决定向尚未获得改正的1957年的受害者组稿。我去过不足八平方米的从维熙家里，他每晚要同他的老母亲和他好早已长得比他高的儿子合睡一张破旧的大床。头一回我没有见到他，但从他家出来后在电车上我遇到了一位相熟的干部。他问我忙什么，我告诉他刚去找过从维熙，他听后不禁正色提醒我：“你可得注意！你到底年轻，你哪里知道中国的事儿——”说着他把伸出的手掌翻动了一下，并警惕地朝四周望了望。所以当我去北池子的一个招待所拜访王蒙时，除了编辑部和家里人外，事前事后我都没对别的人说。王蒙给我沏了一杯很浓的奶粉，加了好几勺绵白糖。同他第一次见面就使我感受到他是一个具有性格优势的人，他的幽默感和自信心令我自愧弗如。我预感到，像他那样一些真正的作家重返文坛以后，我仅靠《班主任》式的“说真话”恐怕就很难在文坛上支撑下去了。离开那个招待所坐上公共汽车，我想的不是那位“好心人”翻动手掌一类的事，我想我应当把自己潜在的文学能力(我自信我是有的，该种能力在《班主任》中不但未能发挥并受到了从外部传到自身的不小压抑)尽可能地释放出来。两年后有一回王蒙见到我，他刚读完我新发表的一个短篇，对我说：“噫，你发挥得不错嘛！”我知道他话里有话。

    大约是在1978年春天，《文学评论》为《班主任》专门召开了一次座谈会。在那次会上我头一回见到了许多文学界的前辈和名人，他们热情地支持《班主任》，后来《人民日报》发表了篇幅很大的评论员文章，对《班主任》、卢新华的《伤痕》和王亚平的《神圣的使命》等一大批“伤痕文学”所构成的文学现象予以了肯定，这应当算是“官方”的声音。正如海外有的研究这十年中国文学的人士所指出的，当时面对中国从沙漠上重新抽叶的文学，中国的“官方”、中国的文学界、中国的民众，达到了一种非常难得的互相肯定互相扶持的“共度蜜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