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马丁格 (第1/3页)

    第3章 马丁格

    风景与哲学无关－－不会因风景而有一种不同的

    哲学。米歇尔·福柯的《词与物》

    很不严格使用了语言学，这种对形而上学的寄生性

    是周期的，哲学渐渐缩小为了一种理论练习、

    语言游戏，尽管它一直有着学究式的傲慢。

    让－弗朗西斯科·格维尔是个白发斐然的老头，七十多岁，身材不高，总是昂着头，喜欢用牙咬着烟斗而不吸。这一习惯显然不是出于思想，而是出于某种根深蒂固的习惯。无法想象老头吸烟斗有多少年了，看上去好像很年轻就如此。不妨说就咬烟斗这一习惯而言，老头不像个思想家，倒像个资深的早已洗手不干的侦探。

    老头的眼睛已经老了，松懈了，有痕迹很重的眼袋，眼袋之上的目光依然锐利，有如晚年福尔摩斯毫无幽默感的咄咄逼人的目光。不过一头雪白的头发多少校正了老人福尔摩斯式的锋芒，不妨说它更代表了老头影响世人的思想。

    尽管风度挺拔、凛然，老头短小的身材还是无法同马丁格的高大身材比，就遗传学而言，老头在一切方面都与马丁格毫无相像之处。马丁格身材伟岸，静穆，动作缓慢，加上绛红色的袈裟，本身就让人想到一座绛红色的庙宇。因此在儿子面前，让－弗朗西斯科·格维尔老头如果不是烟斗和与烟斗相称的白发，几乎就像个前来寺院的观光者。

    除了身体、气质截然不同，或许还因为阔别了二十年，因为各自的时间完全不同，因为信仰与怀疑如此不相容，父子见面并不亲切，甚至没有拥抱，但又一见如故。两人不像父子会面，倒像两种不同事物的会面：马丁格施以西藏的礼节双手献上哈达，但老头只戴了一会儿，明显感觉不适，找机会摘了下来。不过为了表示对哈达的尊敬，老头认真将哈达叠好，放在了贵重的手提箱里。

    同样，老头对拉萨的风景也没显出特别的兴趣，尽管拉萨的河流不同于西方所有的河流，喜马拉雅山也比阿尔卑斯山巍峨许多。但是风景与哲学无关，不可能因为风景而有一种不同的哲学是老头的一贯看法。因此不管到任何特别的一地，老头都没有特别的评价。老头在法国靠近瑞士的阿尔卑斯山有一幢十七世纪的老房子，房子里有一些西藏照片，是马丁格很早以前寄来的。每年老头都要到那所老房子住上一阵子，在那里完成部分思考与写作。在老头看来自己熟悉的阿尔卑斯山与喜马拉雅山没什么特别的不同，特别是当进入与儿子的对话之后，老头甚至认为自己不过仍在阿尔卑斯山可以望见雪的老房子里。

    老头在法国属于老派自由主义的怀疑论哲学家，与罗兰·巴特、雅克·拉康、米歇尔·福柯以及雅克·德里达等结构主义以降的新派哲学家不同，老头是保守的，古典的，在老头的精神谱系中可以明显看到休谟、蒙田、笛卡尔、帕斯卡尔这样一脉怀疑论哲学谱系中的名字。出于对尼采以降的非理性哲学的质疑，老头对结构主义与解构主义哲学一向持批判态度，特别是对福柯、德里达过度使用“语言学”更是评价不高。“米歇尔·福柯的《词与物》很不严格地使用了语言学，这种对形而上学的寄生是周期性的，并且从十八世纪就开始了”老头就是这样评价福柯的。在老头看来法国的新潮哲学不过仍是“新形而上学的产物，是技术化的理论练习和心灵碎片化的结果；哲学的语言学转向使人们掌握的小知识越深认识上就越盲目，因为这样一来既无法看清世界的整体，又无法看清自身；禅学之所以在西方越来越受到欢迎，首先是因为西方哲学在生活艺术和道德领域的逃脱所致。”老头认为自公元前六世纪到公元十六世纪，哲学在西方一直大体有两个分支：一个是对人类生活的指导，一个是对自然的认识；差不多从十七世纪开始，西方哲学对于第一个分支不再感兴趣，将它抛弃给了宗教。第二个分支则由科学担负起来了。这时候哲学所剩的仅仅是对于超出自然之物也就是形而上学的研究。从这时起“我们应该怎样生活？”这一苏格拉底式的西方问题就被西方抛弃了，哲学渐渐被缩小为一种理论练习、语言游戏，尽管它一直有着学究式的傲慢，但已不能与科学相抗衡。至于科学，老头认为虽然完全独立地得到了发展，但科学并不建立道德和智慧，因此总的来说是哲学的逃脱与科学的技术化，才使得佛教在西方有了巨大的吸引力。但佛教真的能解决“我们该怎样生活”这一古老的命题吗？佛教在哪些方面属于哲学范畴？它到底是一种哲学还是一种宗教？或者既是哲学又是宗教？老头有诸多问题要同儿子讨论。

    因此，老头当然不是来看望儿子的，而是来寻求对话的。对于儿子二十年前结束了巴斯德学院的分子生物学研究而投身于西藏宗教生活，老头尽管一直给予了尊重，但许多年来并不赞成。尊重是一回事，赞成是另一回事。过去老头从未认真过问过马丁格二十岁时的选择，在老头看来年轻的马丁格那时不过是一种情绪的选择，而老头是从来不与情绪对话的。但是二十年过去了，马丁格的情绪选择已变成一个饱含时间的理性事实，并且代表了一个充满吸引力的世界。另外如果马丁格当年的出走是一个时尚之谜的话，那么二十年之后已成为真正的谜。

    马丁格出生在上流社会，父亲让－弗朗西斯科·格维尔不用说了，是哲学家，后来成为法兰西学院四十名院士之一。母亲雅娜·勒图穆兰是个画家（后来在马丁格的影响下这位母亲也皈依了佛门，成为法国最早的比丘尼之一）舅父雅克-伊夫·勒图穆兰则是一位著名的航海家。出生在这样的家族，马丁格从小学到大学受到了良好的教育，22岁便获得了巴黎理工学院的理学博士学位，是1965年诺贝尔医学奖得主雅科布的学生。年轻有为的马丁格在巴斯德学院成为最年轻的研究员，从事生物学方面的高等科学研究。正当马丁格的分子生物学研究在雅各布引领下已登临科学巅峰时，一次假期的喜马拉雅山之行改变了马丁格的内心构成。让－弗朗西斯科·格维尔老头清楚科学家的儿子皈依释迦牟尼并非因为对西方宗教失望，或是因为六十年代具有普遍性的“精神危机”所致。不，科班出身的儿子那时既不是流行的“嬉皮士”、也不是“垮了的一代”既不是失恋者或同性恋者，也非精神创伤者，不抽大麻，不上街游行。不，马丁格是那个时代标准的青年、最前沿最年轻的科学家，是新科诺贝尔奖得主雅各布的助手。除此之外，年轻的儿子还喜欢天文学，照相术，对鸟类学倾注过很大的热情。

    但是一次偶然的喜马拉雅山之行让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