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第4/6页)

犯罪感，他知道自己已经并不真的爱恋着阿姐了，但他应该还爱阿姐，并且应当履行一种似乎早已设定的义务同阿姐结婚，而当他向阿姐提出那一年的国庆节结婚时，万没想到却受到了阿姐满怀尊严的拒绝，于是回到北京，他更深地陷入到了那位语文教师用诗句和乐音编织的情网之中…

    阿姐心中神圣而美好的东西破碎得实在太多了！

    阿姐在那个寒假回河北以前有一个惊人的举动，她在事先没跟达野哥打招呼的情况下，突然在教育局下班之前抵达了达野哥办公室，并且带去了夹好猪头rou的火烧和水果，当着达野哥的上下级，就如同她和达野哥早约定好了似的，说是要在办公室同达野哥就着茶水共进晚餐并且晚上一块儿去看鞠琴她们文工团的歌舞晚会。

    达野哥的同事们都走光了，达野哥和阿姐在那间办公室里待了许久许久，他们既没有吃掉那些吃食更没有去观看什么歌舞晚会。

    达野哥说过这样的话：“别老在这儿待着，有值夜班的人，别造成不良影响…”

    阿姐说过这样的话：“你跑到河北我们学校去，给我造成了什么影响？你甩了我，我回到学校去怎么做人？”

    不再是谈情说爱。

    蜕变成了一种古怪的谈判。

    阿姐对达野哥动之以情、循之以理、绳之以义。

    最可怜的是还要动之以情。阿姐抚摸达野哥放在桌上的手，还趁势依偎到达野哥的怀抱中…

    达野哥却残酷地将阿姐轻轻地推拒开了。他告诉阿姐，已无挽回的余地，他准备同那位语文教师结婚，他承认自己对阿姐有罪，他说他内心里很痛苦，他恳求阿姐原谅…

    阿姐那天晚上回到家里，变得更加冷峻。没有眼泪，没有话语，没有表情，她静静地洗漱，默默地躺下，却一夜没有合眼，仰面望着天花板，心里只充塞着一个冰冷而坚硬的念头：我一定要在北京另找一个对象，只有这样我才能逃离那所可怕的农业专科学校。

    从此达野哥从我家消失。

    对于我来说，他也不再是什么哥了，他是一个姓达野的人，一个同我没有丝毫关系的不相干的人。

    4

    达野消失了。

    勇哥进入了阿姐的生活，并且成为我们家族中的一员。

    勇哥是鞠琴介绍给阿姐的。更准确地说，是鞠琴和她的爱人常延茂共同介绍给阿姐的。

    常延茂是文工团里歌剧队的。他年龄那时并不大，导演派角色时却总派他演老头，或许是因为他的声音基本上属于低音，还有他那沉稳的气质；他上戏时化起妆来总比较麻烦，因为老得粘胡须、画皱纹什么的，渐渐的他的面部皮肤变得相当粗糙，在台下不化妆时望去给人的印象也总大于他的实际年龄；常延茂结婚以前住两人一屋的单身宿舍，他的舍友始终没换过，便是屈晋勇。屈晋勇比常延茂大好几岁，参军早——他在1945年东北一解放就参军了，参军以前是店铺的伙计，再以前在农村帮着父兄给地主扛活；参军以后先干过一段后勤，后来因为文工团的导演在一个偶然的机会看上了他那工农型的健壮大方的相貌，又听他数来宝数得好，便把他吸收进了文工团，从演简单的小节目到演二人转到演小歌剧到调入北京的大文工团演大歌剧，他一步步成为歌剧团里不可或缺的演员——因为嗓子并不怎么好唱不了挂头牌的主角，但从雄武的政委这种正面角色到jianian诈的叛徒那样的反面角色，他都拿得起来，因此几乎歌剧团排演的每一出新戏里，他总能列在广告中的“主要演员”名单里，一般在第四位到第七位之间。

    他还记得勇哥第一回到家里来拜见他父母的情形，那天没穿军装，穿的是便装，进屋时身穿一件料子好高级的黑呢子大衣，戴着呢子的制服帽，好魁梧挺拔的身板，好一副洋溢着阳刚之气的相貌，只是望去实在是年龄已然不轻，尽管他把胡子刮得干干净净，呢子帽下露出的头发茬和鬓角也乌黑整齐，他见到他时还是总觉得是位叔叔而不是个哥哥。

    阿姐很快同勇哥确定了关系，并开始着手根据这关系调来北京。“五一”的短期休假阿姐也回了北京，同勇哥“对了几天象”又匆匆赶回河北那所专科学校，他同勇哥两人到火车站送阿姐，买了站台票一直送到月台，送到火车开动并且从视野中消失。他又捕捉到了一次两个人的对视，默默地对视，一方还是阿姐，另一方却已不是达野哥而是勇哥，场景也不再是家中里屋的五斗橱前，而是火车站，阿姐已经上车坐到了靠窗的座位上，把吊窗推了上去，露出胸部以上，她两只眼睛出奇的大，比以往他任何时候看到她时都显得更大，那眼睛分明在说话，那话语并不复杂，很好解读，连刚刚16岁的他也能了然于心，那是很单纯但也很强烈并且具有命令性却又饱含诱惑力的一句话，就是“你可不能改变，并且要尽快把我调来北京”；勇哥站在月台上，衣衫笔挺，英姿勃勃，但却并不能报之以丰富的表情和裸露心迹的目光；勇哥站立的位置尽管正对着阿姐露脸的车窗，却并不贴近，保持着几步的距离，火车启动后他只是举臂招手，也并没有冲过去再与阿姐握别，依16岁的他当时心中的估测，是以为勇哥既然在台上可以那样放开地表演，那么在这月台上就是冲过去吻吻阿姐的脸蛋也并不出格，不过他预测得一点也不准，勇哥只是以立正姿势向阿姐挥别，脸上只有一个淡淡的含蓄的微笑，当然勇哥的目光一直同阿姐的目光对接着，做越来越延长的斜线运动，直到终于不得不扯断，但从旁看去，那整个情景实在不像是恋人之间的对视和生离，而仿佛是兄长或首长在欢送弟妹或下级奔赴某个“祖国最需要的地方”…

    许多年后，阿姐同达野哥在五斗橱前的默默对视，阿姐同勇哥在火车站月台车窗内外的默默对视，这两个情景，两部“电影”曾在他脑海中多次重现、放映，不知道为什么他有一种酸辛感，为阿姐，为人生，为莫测的命运，为一些珍贵东西的破碎，为一些满心满意争取到迎接来的东西其实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