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牌楼_第十六章 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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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六章 (第4/9页)

跟他打听周作人先生的住处,他当然告诉了他…“造反派”便喝断他的“交代”说他胡说,伟大领袖毛主席一定打听的是周树人即鲁迅的住处而不是汉jianian周作人的住处。他便说那其实是同一个地方,当时周氏兄弟住在一个院子里,但他记得很清楚毛主席打听的是周作人,周作人那时候还不是汉jianian,而且当时在周氏三兄弟中名气最大,…他说毛主席那时候是一个很平常的人,一个图书馆的小职员是不引人注目的,因而他实在提供不出“造反派”们所希求的足证其伟大的事例,他总不能伪造历史…

    这便是他的“原罪”即使不是与生俱来的,也是自识字以始的,谁一定要他伪造历史?但他应当进入到一个社会阶段所设定的“历史前提”之中,他灵魂中总梗着“那时候是一个很平常的人,一个图书馆的小职员是不引人注目的”一类“事实”他怎能不被打倒,不成为“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

    据说那一轮审问之后,崔伯伯因为抗拒而掉落了两颗牙齿,他就变得稍微聪明了一点。当然只是“稍微”了“一点”而已——他不再回答任何讯问,面对着“造反派”的连珠炮般逼问或拍桌怒喝,他只是低头沉默。

    他晚上被关进地下室,白天被放出来清扫厕所和楼道。

    他的原配还在上海,还活着吗?

    他并没同那原配离婚。以往每月他把三分之一工资给她寄去作生活费,现在他没有了一分钱工资只有一天三顿窝头菜汤,那大太太谁供养?

    他的二太太呢?据说连同他那几个跟二太太生的子女都被轰到了一处小平房中,总不至于死掉吧,但他们又是怎么个存活状态呢?二哥和你敢去看望吗?倘若去了,她还会用拳头捶到二哥脊背上,笑着说:“好一个盈工,吃得嘎胖!”还会一脸的红晕么?

    …后来有一回你去找二哥,二哥告诉你崔伯伯死了,不是自杀,是突然发病,昏迷,不得不送到医院,医院说是癌症晚期,也没怎么给治,没多久就死了。

    崔伯伯死到临头,终于认识到当他十八九岁的时候,他常去借书的那个地方,分明照耀着一颗最红最红的红太阳么?他的意识深处,还坚持那个有罪的记忆,便是那个高个子湖南人跟他打听的,是周作人教授的住址么?

    想起来,有一种恐怖感。

    8

    大哥跪在地上,给爸爸洗脚。

    爸爸被强行复员到了原籍。大哥也被强行遣送到了原籍。

    大哥在“文革”初期被派到一个县里“支左”结果他公开支持了一个后来被指斥为“专搞打、砸、抢、抄、抓”的“极‘左’组织”因而被部队调回隔离审查,后来被定性为“混进部队的社会渣滓”开除军籍,强行遣送回原籍,在生产队当农民。大嫂跟他“有祸同当”到镇上卫生院当护士。

    同在难中,本是至亲骨rou,既然相聚在原籍,自然容易尽弃前嫌,且相濡以沫,共挨时日。

    大哥突然迸发出强烈得有些吓人的孝心,尤其是对爸爸。

    爸爸犯了脚气,大哥就不仅去找偏方,不仅亲自用热水泡制那据说有特殊疗效的洗脚水,不仅一再把手伸进水盆里试水温,不仅亲自将那疗效洗脚水端放在爸爸身前,不仅跪到洗脚盆边帮爸爸将双脚泡进那热水中,不仅用自己双手轻轻地、细细地为爸爸洗脚底脚背脚踝脚趾,还一个个脚趾缝都搓揉过去,末了还用脚布认认真真地为爸爸将洗泡过的双脚揩干。

    那时候大哥已经快50岁,因为遭受打击,显得十分苍老,头发不仅花白而且稀疏,又嗜烟如命,吸得嘴唇乌黑,浑身烟气沐后不退,然而他孝顺起老子来,却如此这般地夸张。

    大哥一生说话做事夸张,富于戏剧性。他是个永远不甘寂寞的角色。

    据说那一时期爸爸对大哥相当地慈蔼。mama因此很高兴。她说乡居生活虽说苦一点,但骨rou相亲的快乐却实在难得。

    然而那一时期却相当地短促。

    有天大哥又端着配置好的疗效洗脚水走到爸爸面前,刚把那洗脚盆搁下,爸爸就一脚将水盆踢翻,并且大喝一声:“滚!”伸直胳膊颤颤巍巍指向门外。

    正在灶房剥蚕豆rou的mama和大嫂忙跑过去…

    怎么劝也没有用。大哥要解释,爸爸不要听。

    爸爸再不可能原谅大哥。铸成永恒的仇子情结。

    原来,那天大哥大嫂来看望爸爸mama之前,从北京来了两个搞外调的人,那两个外调者是为爸爸在重庆海关的老同事方伯伯一案而来。方伯伯方伯母都是打入国民党海关的中共地下党员,解放后不仅调京担任要职而且正是由他们的推荐,指出爸爸思想倾向进步,为人正直,海关业务熟稔,更有许多暗中帮助地下党特别是掩护地下党员的善迹,所以后来才得以也调入北京,委以相当的重任…“文化大革命”当中,方伯伯方伯母因党内斗争受到牵连,都打成“走资派”方伯伯更被指认为“黑帮分子”这倒都不足以为奇。问题是,现在到了“运动后期”方伯伯的问题已大体查清,虽有“走资”问题,但不属“顽固”“黑帮”够不上只算是“执行过黑线”基本上可以考虑予以“解放”降职使用。但从部队转来的一份揭发材料里,却还有一个很大的疑点,就是在1948年左右,方伯伯曾托揭发人到香港做过一次款额不菲的投机买卖,这是怎么一回事?他是否至少有敌特的嫌疑?因为当时的地下党,并没有让他做过这么一回事,据他自己解释,那是纯粹的一种个人经济投机行为,当时国民党海关的高级职员,做那类的事形同家常便饭,但“专案组”的人特别是年轻的“造反派”怎么也不相信,因而派人外调,为什么要查到爸爸这里?因为那份揭发材料的作者,便是大哥,大哥在材料里首先提到了爸爸,由爸爸才提及方伯伯…

    外调的人走了以后爸爸七窍生烟,但他毕竟已然年迈,只瘫坐在藤椅上任那烟焰往心里冒而无从向外蹿…那两位外调者打算第二天再到镇子上找大哥,所以大哥懵懵然,还端着洗脚水去孝顺爸爸,活该他被当场喝骂…

    你不想把方伯伯的那段历史那个行为搞清楚,你估计大哥的揭发并非造谣而基本上全是事实——当年他同爸爸吵翻离家出走,方伯伯不仅周济了他而且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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