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第3/9页)

正的邀请演这种左翼电影？…摆到兴浓处，你便忍不住声音高扬，又呵呵地笑，二哥便给你使眼色，你便吐舌头——摆这些个“修正主义”电影在当时也是一种罪行…

    …那回你找到二哥，跟他一同下楼时，在一楼楼梯口正遇上一个被罚打扫楼道卫生的“牛鬼蛇神”那是一个头发蓬乱、胡子拉碴、面色灰暗、肌rou皮肤松弛打皱的老头。他看到你们的脚便马上让开，顺下眼呆立着，待你们离开后才继续他的清扫工作…你却一眼看出他是父亲的老朋友崔伯伯，他原是二哥他们那个单位的副院长、总工程师，是一大技术权威。自从“文革”初期被揪出来，一直被关在地下室，头两年是每天无数次被提出来示众批斗和游斗，后来便每天派罚他白天出来清扫厕所和楼道…

    你默默地同二哥走出他们那个单位的大门。你们都没说话。

    本来就有“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和“反动学术权威”的双重帽子，在“清理阶级队伍”过程中又增添了另外两顶：“大叛徒”和“反动资本家”所以属于要斗倒斗臭、“打翻在地，再踏上一万只脚”的“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

    也不稀奇。到处都有这种勉强苟活着的“狗屎堆”

    但心里还是冒出几多的惊诧，几多的感慨。

    毕竟那是曾唤做崔伯伯的人。

    …崔伯伯曾经仪态万方。他常到你家作客。自己来，不带他那个二太太。他总是短打扮，上身一件真牛皮的黑夹克，下面西服裤，高档皮鞋。你总觉得他像个外国人。他并无外国血统，只是早年在德国留学，啃了很多年洋面包，在那里攻下了博士学位而已。他身躯伟岸，面庞阔亮，眼窝有点内陷，嘴很大，牙齿很白很齐，头发经常理成年轻人一般的平头，笑起来声音浑厚响亮。在爸爸的朋友里他身份最高，他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据说是上面一位地位很高的领导人提名给他这个荣衔的，他们当年在德国相处得很好。爸爸总揶揄地说，他来作客倒主要不是为了同男主人聊天，或与另外的客人比如说又高又瘦的莫伯伯一起与男主人打戳牌(一种叶子牌)，而是为了享用女主人也就是你mama烹制铺排出的一桌地道的川菜…那固然是因为你mama手艺的确不同凡响，但更重要的原因是除了出席宴会，日常崔伯伯都难得吃上可口的饭菜——他的二太太把钱管得很紧，安排家中的伙食相当节俭，加以毫无烹调技术可言，即使偶尔买来一次猪肘子大鲤鱼打牙祭，也烧制得淡而无味…你mama的烹调技术虽高，但制作过程非常之迟缓，这样就总要让客人饿得有点承受不住了，才能开席，因为大家是至好，相熟多年。崔伯伯有时在等待中就不免哇哇大叫起来：“蒋嫂哟，我肚皮都快瘪透啦！”你爸爸便一旁抿着嘴笑：“早哩！那珍珠丸子，她每一个还都要用藕丝儿镶出图案来…西谚说，最好的厨师是饥饿，信然也！”

    …崔伯伯那二太太，大约比他要小20岁，跟你二哥年龄差不多，那是个“羊脂球”型的美人儿，虽说她不能给崔伯伯带来餐桌上的快乐，但那卧室中的补偿一定非常之充分。你和二哥去崔伯伯家作客时，崔伯伯坐在沙发上同你们交谈，有时那崔伯母便坦然地坐到沙发扶手上，身子依偎着崔伯伯。一条丰满红润的胳膊便挽到崔伯伯肩膀上，或竟用肥胖白嫩的手指头去梳理崔伯伯头上的短发…

    …要是没有“文化大革命”那崔伯伯的生存状态可算是知识分子当中最佳的一等，他不仅政治上给地位，技术上也确实由他说了算，还几次被派到亚非的友好国家去主持援建项目的技术设计。你在他家看见过他在缅甸拍的照片，站在一个大卧佛面前，身旁是缅方的官员和翻译，你还亲耳听见他大声地议论过：“我最好的设计没落在中国，我们在那边盖的工厂无论是厂房还是里头的设备，都比我们自己这边的一流！…”

    “文革”风暴刚起，崔伯伯就被打倒了。他挂名副院长，自然是“走资派”他是有职有权的总工程师，当然是“反动学术权威”可他怎么还是“大叛徒”和“反动资本家”呢？

    二哥便告诉你“清理阶级队伍”当中又发现，他当年在四川为资本家的企业当总工程师时，资本家为了笼络他不让他跳槽，就赠了他若干股份，他既是股东，当然也就算资本家了。对此他自己供认不讳。“大叛徒”一事则复杂多了。是“造反派”翻20年代初期的旧报纸查出来的。当年有那么一天北京城里各大报纸的头版都登出了一条显要的消息，报道警方逮捕了北京大学的几名赤色分子，列在标题中的三个名字里第二位便是崔伯伯。有两份报纸还言之凿凿地说崔某人系共产党要员。隔了若干天报纸上又有崔某人被家人付重金保释出狱的消息，并说崔某人表示从今以后拟安心读书、不涉政治云云。那消息不再登在头版而只出现在次要版面的角落里。“造反派”和“清查组”当然据此提审了崔伯伯，在这个问题上据说崔伯伯就表现得极不老实，极为狡猾，并且气焰极为嚣张，言论十分反动，他因此不得不承受“造反派的脾气”而被武斗。据说因抗拒武斗他掉落了两颗牙齿，那当然是罪有应得。

    二哥将大字报上所公布的崔伯伯的新的反动言论扼要地复述给你，你从那些信息中洞察到，崔伯伯的彻底沦落概缘于他的“意识原罪”

    是的，崔伯伯在被审问时说的那些话，是一种“原罪”一种无法从他意识结构中剥离开的“原罪”…

    他说，那时候北京大学自愿组成的政治团体或准政治团体很多，陈独秀、李大钊组织的共产主义小组只不过是其中很普通的一个，他的参加只不过是凭借着一种热情和兴趣，那时他还不到20岁，非常幼稚，他有时去聚聚有时又并不去，他没履行过什么手续，所以自己觉得并非正式成员，因而后来的不再参加也无所谓退出，当然也就无所谓叛变…那时候人们也都并不以他的进退为怪，他被保释后依然经常见到李大钊，见面时依然言谈极欢，那时候社会上不存在一种要求每个社会成员明确表态归属的政治前提，你可以搞政治甚至自制炸弹去炸政敌，也可以完全不问政治地读书、教书、写书或者卖大饼和拉黄包车…

    他说，他那时候当然见着过毛泽东，因为他经常去图书馆借书。有一次毛泽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