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并不如烟(最后的贵族)_君子之往事并不如烟(最后的贵族) 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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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君子之往事并不如烟(最后的贵族) (第6/17页)

门南大街,又走过景山东街。张伯驹远冲在前,像只领头羊,潘素和我则紧紧尾随于后。天气转暖,太阳高悬,幸好我穿得不多。

    体态丰腴的潘素,掏出白手帕擦去额角的汗珠,对我说:“只要上街,你张伯伯就是这样走路,一个人像在打冲锋,不管别人。”

    “我爸走路和张伯伯一个样儿。有一年春节全家逛厂甸的书肆,我爸带着警卫员把我和mama甩出半里地远,害得我们母女啥也没看,只顾拉直脖子,活似两只呆头鹅。四只眼不停地搜索前方,生怕两下走岔了。回到家里,我妈大大发了一顿脾气,说今后不再与他同行。我爸二话不说,满脸陪笑。我妈回到寝室,他跟到寝室;我妈躲进书房,他跟到书房;直到消气为止。”潘素听了我这一番话,略感自慰。原来天下男人的许多毛病,是一个模子“磕”出来的。

    我们三个人,继续南行。我忍不住问:“潘姨,咱们这是去哪儿呀?”

    “去欧美同学会(曾改为政协的文化俱乐部),你张伯伯喜欢吃西餐。”

    从后海到南河沿,我掐指一算,至少五站路的里程。旁边就有通往目的地的公共汽车,咱们干嘛不坐车?我心里这么想,嘴上可不敢说,乖乖地跟在张伯驹的身后,走着,走着。

    阿弥陀佛,终于走到了。我们刚踏进门,欧美同学会西餐厅的男侍便迎了上来。看来,他们都认得张氏夫妇。在吩咐几句之后,凉菜、汤菜、热菜、面包、黄油、果酱依次端上。

    这里,也是父亲常带我来的地方。每次在点菜前,父亲要问我和jiejie:“想吃点什么?”

    我便举着叉子,高叫:“冰淇淋!”

    可眼前的张伯驹,没有问我想吃什么。在小心翼翼中,我吃完属于自己的那份西餐,并恭敬地向他俩道谢。

    三人刚走出欧美同学会的大门,张伯驹立即对我说:“小愚,你赶公共汽车回家吧。”

    我问潘素:“那您和张伯伯呢?”

    “张伯伯要走回去。”

    我坐上了公共汽车。隔着玻璃窗看见他们夫妇在便道上,一前一后地向北走着。张伯驹的鬓发在正午的阳光下,呈现出近乎透明的色泽。坐在汽车里,我感到了累,小腿酸,脚板胀。仍在徒步而行的人,不觉得累吗?——看来,喜好与兴致对张伯驹真是个极其顽强的东西。

    回家即对父亲描述了这顿拉练式的西餐。父亲听后,大为不安。说:“事情被颠倒了。学生居然吃起老师来了,该请客的是我们。”

    父亲决定让厨师备上一席佳肴,回请张氏夫妇。我家的这位大厨师姓梁,东兴楼出身,是高岗出事后调到我家的。他平生所好,就是京戏。听说来客是名票张伯驹,便发誓要拿出真本事。再者,我家好久没请客,作为掌灶的他,早就手痒难耐了。

    一个周末的下午,父亲叫司机用车把张氏夫妇接到家中。张伯驹穿的,还是那件中式旧夹袄。一袭剪裁得体的黑丝绒套装,将潘素的白晰娇好,映衬得分外动人。离吃晚饭的时间尚早,大人们开始闲谈。由于我是名正言顺的学生,自可一侧旁听。况且听大人的谈话,自幼就是我的癖好。

    在一番寒喧和闲谈之后,父亲拿出张大千的画,请他过目。

    张伯驹比较欣赏其中的十二幅黄山山水图,说:“东西不错。虽然属于大千的早期作品,但构思、布局别具匠心。笔法也很空灵。”张伯驹又转身对我说:“小愚,你在家要跟着父亲多看。因为绘画作品的真价,不是从认识、而是从直观得到的。”

    藏品受到肯定,父亲的脸堆满了笑,别提多高兴了。他告诉张伯驹:“我主要是藏书,其次才是藏画。买书画的目的,也很偶然。是因为(19)49年从香港初到北京,就在马路上看到一车车的线装书送往造纸厂,心疼得不得了。于是乎,赶快把情况告诉了郑振铎,请他制止这种行为。西谛回答说:‘文物局要办的事太多。这样的事,一时顾不过来。伯钧,你发动党外的朋友,大家都来收藏一些吧。’这样,我除了日常开支,所有的钱就都用来买书、买画。健生也很支持。”

    “书画还算幸运,另有一些文物想要保存下来,恐怕就困难了。”

    “你是指城墙,大屋顶和牌楼吧?”父亲问,张伯驹点点头。

    父亲慨然道:“对中共的某些领导人而言,他们没有昨天,所以也不需要昨天。这样一来,从昨天延续到今天的许多伟大之物,如城墙、牌楼,自然也就不屑一顾了。”

    谈到当代画家,父亲用请教的口气问张伯驹:“你觉得刘海粟的画,水平如何?”

    “他和谢稚柳,都不错。”

    父亲说:“我也觉得他的画很好。刘海粟[3]和朱光潜[4],一个是画家,一个是学者,两个都是我们安徽人。解放前,他们就已经很有成就了。可是解放后,因为政治历史问题,两个人都抬不起头。连人都不好做了,还怎么做画,做学问?(19)56年冬我和彭真一道出国的时候,跟他谈了谈杨啸天(即杨虎)[5]的问题。我联络任公(即李济深)和其他几个党外人士愿意做担保,希望能把他放出来。那次是全国人大代表团,走访的国家特别多。日程排得满满的,几乎没有私下交谈的时间。彭真和我商定等回国后,再找专门的时间,约上罗瑞卿一起讨论这件事情。我打算在谈杨虎问题的时候,也反映一下刘海粟和朱光潜的处境。有政历问题的高级知识分子,到底应该如何对待?怎样使用?中共有关方面负责人和党外人士能否坐下来,共同研究研究。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它关系到人的后半辈子,关系到中国的艺术和学术发展。”

    “后来呢?”张伯驹关切地问。

    “(19)57年春,我们这个人大代表团才回国。回来就是整风,接着便反右。我失去了说话的资格,替谁都讲不了情。我现在和今后的情况,可能比刘海粟、朱光潜还要槽糕。”

    而后,他们话题又不可绕避地转到了“反右”

    父亲说:“共产党可以不需要我们这些搞政治的人,但需要科学家、艺术家。(19)56年因为文化部和中国美协有轻视国画的倾向,我联络努生(罗隆基),再拉上李任潮(即李济深),向周恩来反映了这个问题。后来又与叶恭绰、汪慎生、王雪涛、徐燕荪等人,一道发起成立北京画院,为的是把国画创作和研究独立出来。结果凡是与此事有关的画家,除齐白石外其余一概划为右派。叶誉虎(叶恭绰)是我把他拉到北京画院当院长的,不想也给这位老先生戴上了帽子。你和京剧院的叶盛兰,叶盛长兄弟、李万春等人,也因为参加农工(即中国农工民主党)或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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