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之往事并不如烟(最后的贵族) (第15/17页)

话，你能从四川调回研究院，大家就足够吃惊的了。’”

    讲到这里，我自己的情绪也激动起来，竟大声地说：“潘姨，共产党亏待了我章家两代人。我不背叛这个政权，就算对得起他们。眼下人家如此轻贱我，我就必须自强。所以，我顾不上跟您学画了，先得把业务抓起来。”

    潘素对母亲说：“小愚被关了那么多年，性情丝毫未改。”

    坐了一个多小时，见张伯驹仍未回来，我们母女便告辞了。

    1980年冬季，一天的中午，正是机关下班食堂开饭的时候，我竟在单位的二门口，看见了张伯驹。他已是龙钟老态，非往昔丰采。手持拐杖，缓缓而行，身着宽大的丝棉衣裤，越发显得单薄。他老人家在这个时刻出现，我估计肯定是院领导请包括他在内的院外学者，参加什么座谈会。一个清水衙门请一群无官阶的文人开会，当然只有清谈，谈到肚饿为止。此刻，我觉得自己当请他老人家吃顿饭。哪怕是去斜对面的小面馆，我俩各吃一碗晋阳刀削面，也好。于是，我一边向张伯驹招手，一边朝他跑去。老人家好像没有看见我，只顾使劲地拄着手杖，迳直奔向自己的目标。顺着他奔走的方向看去，有个小伙子站立在大门口，扶着辆自行车。仔细辨认我才看出，那推车等候的青年是他的小孙孙。小孙孙伸手接过张伯驹的拐杖，一把将他扶上自行车的后架，叫他坐好，即蹁腿蹬车，驮着自己的爷爷，走了。我痴痴地立在院中，研究院领导乘坐的小轿车，一辆辆从身边掠过。不知为什么，我心里酸酸的。在张伯驹“发挥余热”的夕阳情调里，含着一点伤感，一缕悲凉。

    翌年春节，我和母亲去什刹海给张伯驹夫妇拜年。大家好高兴，天上地下，啥都聊。话题自然又谈到了戏曲。我向张伯驹谈出了自己对继承传统，振兴戏曲的看法。我说：“经过几十年的实践，现在的理论界对传统亦有了新的认识。传统的价值恐怕不仅是针对艺术而言，它对于人，有着绝对的意义。传统究竟是导致社会进步还是退化？传统的对立面是否就是现代化？‘推陈出新’里‘推’是指推开、推倒？还是也包含着推广的意思？其中的‘陈’，是否就是指传统而言？这些问题现在下结论，恐怕为时过早。我们最大的问题不在传统，而在没有把人的创造力充分激发出来。”

    张伯驹对我的看法，反应冷淡。他只是叹息：“现在对中国文化上的老传统，懂得的人是越来越少了。就拿戏曲来讲，能在舞台上掌握戏曲传统的人，就不多。今后的戏曲为何物，也只有后来人才晓得。”显然，他对戏曲的发展前途，表示出茫然不可测的悲观。

    我向张伯驹请教：“今后搞戏曲研究，我该从哪方面入手？”

    他的回答是：“不知旧物，则决不能言新。你要从研究传统入手，而且越具体越好。”

    话说了一阵子，张伯驹忽然问我：“我好几次在你的那个单位开会，怎么就看不到你呢？”

    我说：“张伯伯，我尚无资格参加您所参加的学术会议。”我心疼他，始终没有勇气提及二门口曾经见到的坐自行车后座归家的情景。

    我和母亲品着香茶，仿佛岁月全溶化在渐淡的茶水里。我甚至觉得张伯驹的经历，就像中国纯正的茶叶。不管怎样的烘制和压缩，只要遇上了好水，再遇到识货的好茶客，便会舒展自如，轻轻浮起，渗出旧日的汤色来。

    1982年2月27日下午，潘素托人打来电话说：张伯驹于昨天去世了。

    我和母亲全吓呆了。因为此前从未听说他老人家患病生疾的事，怎么一下子就突然撒手归去？

    第二天清晨，母亲带着我赶到张宅。跨进已变为灵堂的客厅，失魂落魄、老泪纵横的潘素扑向我的母亲，二人抱头痛哭。

    母亲问：“张先生不是好好的吗？怎么回事？”

    潘素哭道：“伯驹是好好的，只不过得了感冒。几天不见好，才把他送进医院，他不愿意去，是边劝边哄的。我原以为送他进去就能把病治好，那晓得我把他一送就送进了鬼门关。”说到这里，潘素不住地用拳头捶打胸口，痛悔万分。

    “张先生住的什么医院？”母亲又问。

    潘素说：“后库的北大医院。伯驹走进病房见是八个病人住在一起，就闹着要回家，而且这几个病人的病情都比他严重。我好说歹说，才把他安顿下来，跟着我就向院方请求，能不能换个单人或双人病房？谁知医院的人说：‘张伯驹不够级别，不能换。’两天以后，同房的一个病人死了，伯驹的病情也不见好，反而比进来时重了。他情绪更坏，闹得也更厉害，就是要回家。我再跟医院的人请求换病房，人家还是那么讲，说我们伯驹不够格。过了两天，又死了一个。这时伯驹想闹也闹不动了，他从感冒转成肺炎。”

    潘素又告诉我们：“伯驹死后，有人跑到北大医院，站在大门口叫骂：‘你们医院知道张伯驹是谁吗？他是国宝！你们说他不够级别住高干病房？呸，我告诉你们——他一个人捐献给国家的东西，足够买下你们这座医院！把那些住高干病房的人，都扒拉一遍，看看哪个的贡献，能赶上张伯驹？’”

    担任北京市卫生局顾问的母亲感叹道：“医院压根儿就不该这个样子。可是在官本位的制度下，我们的医院就认部长、局长、红卡、蓝卡，不认得张先生的真正价值。”

    其实，就算把官本位取消了，如果一个民族对文化的认识尚未达到成熟的话，像张伯驹这样的文人，其社会地位就一定会排在要人，贵人，阔人及各色成功人士的后面，甚至在末尾。

    张伯驹的追悼会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悼者无数，挽联无数。我代表母亲赴会，在人群中被推来搡去，根本无法去贵宾室慰问潘素。萨空了和千家驹看见了我，一把将我塞进了他们俩个当中，叫我别再乱跑，安心等候开会。在等候的时间里，三人不禁对张伯驹的逝世，深感痛惜。我心里知道：萨、千二位在（19）57年是民盟反右的积极分子。

    萨空了说：“伯驹先生是我们民盟的骄傲。说句老实话，把我们现在的三个部长的作为加在一起，还抵不上张伯驹一个人的贡献。”

    千家驹讲：“这几年，我参加的八宝山追悼会不知道有多少次了。很多人的悼辞上都无一例外写着‘永垂不朽’。依我看，并非都能永垂不朽，真正的不朽者，张伯驹是一个。”

    不久，潘素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据说是当时的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副校长宋振庭的提名。六十年代初张伯驹在长春，担任吉林省博物馆第一副馆长，也是他的安排。那时，他的身份是中共吉林省委书记。这一点，恰恰应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