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 (第4/4页)

吧。“可是，柯尔门大夫…”亚历山大嘴张得很大，眼睛露出惊慌的样子。

    “啊，怎么了？”柯尔门有点莫明其妙了，他说的话怎么会引起这种反应呢？

    “我们没有作孔姆斯间接试验。”尽管柯尔门对亚历山大很关心，他觉得有点不愉快了。由于皮尔逊在场，他很想避免再谈这个问题。现在他被弄得不得不谈了。“唉，作了，你作过了，”他顺口说道。“我记得是我签的孔姆斯试验的申请单子。”亚历山大用绝望的眼光看着他，眼睛里流露出请求的神色。“可是皮尔逊大夫说没有必要。这个试验是仅仅用盐水和高蛋白作的。”柯尔门花了几秒钟时间消化这句话。他看见塔马塞利不大明白似的用好奇的眼光看着这一场表演。窦恩伯格马上注意起这些话来了。

    皮尔逊显得很不舒服的样子。他带着不安的心情对柯尔门说：“我原打算告诉你的，可是给忘了。”戴维·柯尔门的脑子马上转过来了。但在没有进一步弄清情况以前，他需要落实一下。“我理解的对吗？”他问亚历山大“根本就没作孔姆斯间接试验？”在亚历山大点头的时候，窦恩伯格突然插进来说：“等等！让我先弄清楚。你的意思是说，那母亲——亚历山大夫人——终究还可能有血液敏感问题？”

    “当然她可能有！”柯尔门这回不管不顾了，他的声音一下提高起来。

    “盐水和高蛋白试验在很多情况下是有用的，但不是所有情况都有用。任何在血液学方面合理地跟上现代医学的人都应该懂得这一点。”他斜眼看了皮尔逊一眼，他在那里似乎没有什么反应，然后，又对窦恩伯格说：“所以我才让作孔姆斯间接试验的。”院长仍然在努力理解医学方面的含义，他问：“你说的这个试验，既然你让作了，怎么又没有作呢？”柯尔门转过身来冲班尼斯特，眼色很严厉地问：“我签的那张申请单哪里去了——孔姆斯试验的申请单？”技术员犹犹豫豫地没有回答，他又问：“说呀？”班尼斯特直发抖。他嘴里嘀嘀咕咕，用几乎听不见的声音在说：“我把它撕了。”窦恩伯格有点难以置信地说：“你把大夫的申请单给撕了——也不告诉他？”柯尔门毫不客气地说：“是谁叫你撕的？”班尼斯特看着地板，勉强回答：“皮尔逊大夫叫我撕的。”窦恩伯格现在思想转得很快。他对柯尔门说：“这说明那孩子可能得了有核红细胞增多症，事实上，各种迹象都说明这个问题。”

    “那你要作换血手术吗？”窦恩伯格痛心地说：“如果需要换，也应该在出生的时候换。可是尽管这么晚了，也许还可能有救活的机会。”他望着年青的病理医师，似乎只有柯尔门的意见是可以信赖的样子。“可是我想弄牢靠一些。那孩子没有多少力气，经不住折腾了。”

    “我们需要给孩子的血作一次孔姆斯直接试验。”柯尔门的反应很快、很中肯。现在都看他和窦恩伯格的了。皮尔逊站在那里一动不动，似乎给迅速发展的情况弄呆了。柯尔门厉声问班尼斯特：“医院里有没有孔姆斯血清？”那技术员咽了一口气，说：“没有。”这是院长权限之内的事了，他很干脆地问：“我们从哪里可以弄到？”

    “时间不够了。”柯尔门摇摇头说。“我们得请别的地方作，那些有条件的地方作。”

    “大学可以作，他们的化验室比我们的大。”哈里·塔马塞利走到电话机旁，对接线员说：“请给我接大学医院。”他问在场的人：“谁在那里负责？”窦恩伯格说“弗兰茨大夫。”

    “我找弗兰茨大夫。”培马塞利问：“谁和他接头。”

    “我来。”柯尔门拿过电话。别人听着他说：“弗兰茨大夫吗？我是柯尔门大夫，三郡医院病理副主任医师。您能给我们作一个紧急的孔姆斯试验吗？”停了一会儿，柯尔门听着。然后，他说：“好，我们立刻把血样送来。谢谢你，大夫。再见。”他转过身说：“我们要很快抽血样。”我帮您抽，大夫。”这是班尼斯特，手里拿着器械盘子。

    柯尔门想拒绝他帮忙，又看见他眼里带着恳求的神气，犹豫了一下，说“好，跟我来吧。”在他们走的时候，院长在他们后边喊道：“我叫一辆警车。他们可以把血样送得快一点。”

    “请允许我自己把血样送去——和他们一起去。”这是约翰·亚历山大。

    “好吧。”院长拿起电话耳机，他很快地对接线员说：“接警察局，”又冲亚历山大说：“和他们一起去把血样拿到急诊出入口。我让警车在那里等着。”

    “好，院长。”亚历山大很快地走了出去。

    “我是三郡医院院长。”塔马塞利又在打电话。“我们需要一部警车送一个紧急血样。”他听了一会儿。“是的。我们的人等在急诊出入口，好。”他挂上电话，说：“我再去看看，让他们都接上头。”他走了出去，室内只剩下皮尔逊和窦恩伯格两个人了。

    在过去几分钟的时间里，老产科医生脑子里思绪万端。在漫长的医务生涯当中，查尔斯·窦恩伯格当然经过许多病人死亡的事例。有的时候，他们的死亡几乎好象是命中注定的，可是他总是全力以赴地，有时甚至是拼命地设法抢救，一直到最后，从不放弃一线希望。在一切情况下——不管是成功还是失败——他可以问心无愧地告诉他自己，他的所作所为是光荣的，他对自己的要求是高的，工作是踏实的，他总是要尽他最大的力量的。他知道，有的医生有时就不那么认真。但就他自己来说，他自信和自负的是：我查尔斯·窦恩伯格从来没有由于技术不行或粗心大意而耽误过一个病人。

    这样一直到现在的这一次。

    现在，在他即将结束他的医务生涯的时候，他似乎要分担一份由于另一个人的无能所造成的悲惨的恶果；而最倒霉的是——这个人竟是他的一个朋友。

    “约，”他说。“我想告诉你点事情。”皮尔逊坐在一个化验台的凳子上，脸色苍白，眼神发散。现在他慢慢地抬起头来。

    “这是一个早产儿，约，可是他是正常的，我们本来可以在他出生的时候给他换血的。”窦恩伯格停顿了一下，当他又继续说的时候，他的声音里带上他自己的情绪了。“约，我们是很长时间的朋友了，有时我给你打掩护，我帮着你去跟别人干。可是，这一次，如果这个孩子死了，那么上帝帮助我！——我要把你带到医管会去，我非把你撕成两半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