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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改变命运 (第5/6页)
下落并想给她寄钱去。表妹去了一趟。现在妻子自己写信来了:经过精神病医院,现在遗失了身份证,被判了三个月的强制劳动,不能去取留局待领汇款。心都要蹦出来了,应当走一趟!于是丈夫就发了一封丧失理智的电报:乘某次车某号车厢…请接,我们的心要对抗感情是无能为力的,但是,谢天谢地,还没有挡住预感。途中,这些预感使他那么不安,所以在诺沃西比尔斯克前两站他就下了车,搭乘一辆顺路的汽车前去。他把东西交给存物处后,不顾死活地往妻子的住址找去。敲门!门自己开了,家里什么人也没有(第一个巧合,与人作对的巧合:房东已经守了一昼夜以便警告他有埋伏——但这时恰好出去打水!)。往里走。妻子也不在。床上躺着一名契卡人员,蒙着军大衣,鼾声大作(第二个巧合,与人方便的巧合!)。切博塔廖夫急忙溜走。这时,房东——一个幸存下来的他在中东铁路时期的熟人,叫住了他。原来,他的女婿是个行动人员,自己把电报带回家来,并在切博塔廖夫妻子的眼前摇晃:瞧,你那个坏蛋自投罗网来了!去过火车站——没有截住,第二个行动人员暂时走开了,这个就躺下来休息。切博塔廖夫还是把妻子叫了出来,坐汽车走了几站,然后在那里再坐上到乌兹别克斯坦去的火车。在列宁纳巴德又办理了一次婚姻登记手续——就是说,她没有同切博塔廖夫离婚,而嫁给了丘平!但他们没有住在一起的勇气。用她的名义向各地送去找寻子女的启事——都没有结果。战前他们过的就是这种东分西散、提心吊胆的生活。四一年,丘平应征入伍,在第六十一骑兵师当无线电报务员。一次在其他战士面前开玩笑,不小心说了香烟和火柴的中国话叫法。一个人知道某些外国话,这在哪个正常的国家里会引起怀疑呢?在我们这里却引起了,眼线们打了小报告。过了一小时,二一九骑兵团的行动人员政治指导员索科洛夫已经盘问起他来了:“你从哪里知道中国话的?”丘平回答说:只知道这两个词。“你没有在中东铁路工作过吗?”(在国外工作——这马上就是一种深重罪孽!)派了行动人员和坐探盯着他,没有打听出什么来。为了自己安宁起见还是依照五十八条一10把他关押起来:—— 不相信情报局的战报;—— 说德国人的技术装备多。 (好像大家都没有亲眼看见过)。 不打在额上,就打在头上!…军法论处。枪决!祖国的生活本来就已经使切博塔廖夫感到万分厌恶,所以他没有提出免罪减刑的请求。但国家却需要劳动力,于是就给改判十年徒刑和五年“带笼口”又回到了“老家”…他坐了(折抵后)九年。 还发生了一件事。有一次在劳改营里另一名叫H-弗-夫的犯人把他叫到上层板铺的僻角里轻声问他:“你叫什么?”“阿夫托诺姆-华西里奇。”——“你的原籍是哪一省?”——“秋明省。”——“什么区?…哪个村苏维埃?…”切博塔廖夫-丘平都一清二楚地作了回答,可是他听到:“你全是撒谎。我同阿夫托诺姆-丘平在一个机车上工作了五年,我了解他像了解自己一样。碰巧是不是你在三六年五月偷走了他的证件?”真想不到还有这样的水下的锚会割破逃犯的肚子!一个小说家要是想出这样的会见来,怎会使人相信呀!在那个时候,切博塔廖夫又想活下去了,所以当那个人说:“别害怕,我不会上教父那里去告发,我不是恶狗!”他就紧紧握了下这个善心人的手。 就这样,切博塔廖夫作为丘争取满了第二个刑期。但倒霉的是:他的最后一个劳改营是特别保密的,是莫斯科一10、图拉一38、斯维尔德洛夫斯克一39、切利亚宾斯克一40,这一批原子能工程中的一个。他们从事分离铀和镭矿的工作,工程是根据库尔恰托夫的计划进行的,工地主任特卡钦科中将直接受斯大林和贝利亚的领导。每季度都要从犯人取得“不泄露机密”的具结。但这还不算倒霉,倒霉的是,刑满释放的人不放回家去。在一九五O年九月,把一大批“获释者”送到了科雷马!只是在那里才把他们解除了看押,并宣布为特别危险的特殊人员——所以危险,是因为他们帮助制造了原子弹!(啊,这一切怎写得完呢?须知这需要写许多章呀!)这样的人有几万名,分散在科雷马各处!(翻翻宪法吧!翻翻各种法典吧!——关于特殊人员那里写着些什么?) 可是现在他至少可以把妻子接来。于是她就来到了在马尔吉亚克金矿的丈夫身过。从这里他们又发函查询儿子们的下落——得到的回答都是:“没有”“名单上没有” 斯大林伸了腿——老人们便离开了科雷马到高加索去——以度余年。气候变暖了,虽然是缓慢的。在一九五九年他们的儿子维克托,基辅的钳工,决定丢掉可惜的姓,并宣布自己是人民公敌切博塔廖夫的儿子!过了一年,父母找到了他!现在父亲所关心的事,是给自已恢复切博塔廖夫的姓(三次冤狱都得到了平反,他对逃跑已经不负责任了)。他也作了声明,把指纹寄到莫斯科去核对。只有当三个人都得到了写着切博塔廖夫姓氏的身份证,儿媳妇也成了切博塔廖娃以后,老人才安下心来。但是又过了几年他给我写信说,悔不该找到维克托:儿子骂父亲是罪犯,并认为他是自己的倒霉遭遇的罪魁祸首,对于平反证明则挥挥手不屑地说:“废纸一张!”长子根纳季终于不明下落。 从上述那些事件可以看到,即使是成功的逃跑也还完全不给人以自由,所给予的是经常受压迫、受威胁的生活。逃犯中某些人清楚懂得这一点——这是那些在劳改营中已经来得及在政治上脱离祖国的人,还有那些浑浑噩噩只是为了活着而活着的人!有一些人抱定目的逃往西方,认为只有实现了这都逃跑才算大功告成,这样的人在逃犯中也不是很稀见的(失败时有现成的回答:“我们想跑到中央去请求查明真相!”) 关于这些逃跑最难讲述。那些没有跑掉的,已经躺在潮湿的土里。那些又被抓住的——闭口不言。那些跑掉了的——也许会在西方出现,但也可能为了某些留在这里的人而重新保持沉默。有过这样的传闻,在楚科奇半岛犯人们夺得了一架飞机,七个人飞到了阿拉斯加。但我想:大约只是试图劫夺飞机,可是事败未成。 所有这些事件还将久久地被封锁起来,逐渐过时,而成为不需要的东西,像这本手稿一样,象在我国所写的一切真情实事一样。 请看一个这样的事件,但人们的记忆又没有保留下英勇逃跑者的姓名。他是敖德萨人,民用专业是一个机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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