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ldquo;砰mda (第5/6页)

非常局部性保证，这总算是我的一个小小的成就。

    这时候部里下来了专用通知书，我被提出来送到“沙拉什卡”（天堂岛）。事情就这样对付过去了。我再没有签过一次“维特罗夫”这个名字。但是今天我一遇到这个姓，还是不由得缩头缩脑。

    噢，多么难哪，要想成为一个人是多么难！即使你经历过火线，挨过轰炸，踩响过地雷，这还仅仅是勇敢的第一步。这还不是一切…

    许多年过去了。“沙拉什卡”也呆过了，特种劳改营也蹲过了。我一直表现得独立不羁，愈来愈放肆，从此再也没有受到行动科的青睐，我习惯了心情愉快的生活，因为我的档案上已经打上了“不可招募”的成色戳记。

    我被送到流放地。我在那里差不多住了三年。流放地人口已经开始减少，有几个少数民族已经放走了。我们这些剩下的每次去警备司令部登记，一路上已经是有说有笑。“二十大”已经开过。一切似乎都已经永远结束了。我正盘算着一旦获释就回俄罗斯的快乐的计划。一次，我刚走出学校大院，忽然一个衣着讲究的（穿便服的）哈萨克人很亲热地称呼我的本名和父名，把我叫住，并且赶上来跟我握手问好。

    “我们去谈谈！”他温和地朝管理处方向扭扭头。

    “我得吃午饭去。”我躲开他。

    “晚上有时间吗？”

    “晚上也没有。”——（没有工作的晚上，我写小说。）

    “那么明天找个时间？”

    这家伙缠上了。只好约在明天吧。我想大概是要谈我的案子的复审问题。（那时候我办了一件傻事：学着正统派的样子给上头写了一封申诉书，这就是说，把自己摆到了乞求者的地位。国家安全部门不会放过这件事！）但是庄严地坐在区内务处长办公室里的是省里来的行动特派员。他把房门销上，显然打算做一次长达数小时的谈话，再加上他的俄语讲得不地道，这次谈话将是十分费事的。谈了快一个钟头我终于弄明白了，他不是要复审我的案子，而是要吸收我当眼线。（显然随着部分流放者的获释，眼线干部变得稀少了。）

    我觉得又可笑，又可恼；可恼是因为连半个小时对我都是宝贵的；可笑是因为这样的谈话在一九五六年的三月听起来就像用刀子在菜盘里横着切食物那样不对路。我试着用轻描淡写的形式向他说明其不合时宜，——但毫无效果，他像一只认真的叭喇狗，咬住就不松嘴。任何松动的风吹到地方上总要迟三五年，甚至十来年，只有收紧的风才会一眨眼工夫就传到下面。他还完全不懂得一九五六年将意味着什么！我提醒他，内务部都撤销了。但是他兴高采烈地证明，克格勃和它是一样的，人员还是那些，任务还是那些。

    到了这一年，我对他们的光辉的机关已经形成了满不在乎的态度。我觉得现在让它去见他们该见的东西是完全符合时代精神的。我丝毫不害怕这对我个人有什么直接后果——在那光辉的一年也不会有什么后果。现在扬长而去，把房门砰地一声带上，该多痛快。

    但我想到：我的手稿怎么办？它们整个白天都放在我的小茅舍里，只有一把防君子的小锁把门，里面只设了一点小小的机关。每天夜里我取出来写作。如果我惹恼了克格勒，他们准会来找我的茬儿，抓点什么有问题的材料。要是突然被他们发现怎么办？

    不行，必须和平解决。

    噢，国家呀！噢，可诅咒的国家呀！在这里，在它最自由的几个月，一个内心最自由的人竟不能允许自己和宪兵们吵一架！…他竟不能把心里想的全部朝他们脸上抖出来。

    “问题是这样的，我有严重的病。我的病不允许我到处去打听。我的麻烦事够多了。我们谈到此为止吧！”

    这当然是可怜的托词。可怜，是因为我承认他们有收买人的权利，而这正是应该给予嘲笑和否定的。跪在地上的拒绝。

    可是他仍不肯罢休，不要脸的东西！他又花了半个钟头的时间证明一个重病人也应当跟他们合作！…但是看到和我实在说不通，就想出了另一招：

    “你有富余的一份证明吗？”

    “什么证明？”

    “证明你病成这样的。”

    “证明…有”

    “那就把证明拿来。”

    原因是他需要工作成果！一个工作日的成果！说明对象还是选得正确的，只是原来不知道这个人病得这么利害。他要证明并不光为看看，而是为了钉进档案，了结这桩公事。

    我把证明交给了他，彼此清帐。

    这是我国半世纪以来最自由的几个月！

    要是这个人没有证明呢？

    特派员的本事就在于一下手就选准合适的钥匙。西伯利亚劳改营里的一个精通俄语的（正因为这一点才选中了他）波罗的海沿岸人y被叫去“见营长”可是坐在营长办公室里的却是一个陌生的鹰钩鼻子大尉，他有一双有催眠力的眼镜蛇的眼睛。“把门关牢！”他很严肃地警告，好像敌人马上要闯进来，同时用两只冒着火光的眼睛从蓬松的长眉下死死盯住y，y精神上马上被压倒了，觉得什么东西烧着他的皮rou，掐着他的脖子。在传唤y以前，大尉当然收集了有关他的一切资料。还没见到人就已断定第一、二、三、四号钥匙全不管用，合用的只有最后的也是最利害的一把。但他仍然先用刺入的目光对准y的尚未浑浊的、毫无防护的眼睛注视几分钟，以便进行目测的检验，同时使他丧失意志，把立刻要压下来的东西事先无形地举到他的头上。

    特派员只在一个短短的开场白上花费了一点时间，但他不是用抽象的政治课的语调说话，而是用很紧张的口气，好像讲的是马上或明天就要在他们劳改点里爆发的事情：“您知道世界划分成了两大阵营，其中一个必败。我们确定不移地知道是哪一个。您知道是哪一个吗？…所以如果您想活下去，您就应当脱离注定灭亡的资本主义海岸，游向新岸。您知道拉齐斯的《走向新岸》吗？”——他还说了一些诸如此类的话，眼睛一直虎视眈眈地望着对方。当他最终地确定了钥匙的号码以后，便用令人不安的深沉口气问道：“您家里的人怎么样？”他能随口说出他家里人的名字！他记得每个孩子的年龄！这表明他已经和家属打过交道，这太严重了！“您当然懂得，”他开始实施催眠术。“您和家属是一个整体。一步走错，您就完了，您的家属马上也完了。我们不会让叛徒家属（他的声调逐渐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