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流刑犯的幸福生活 (第7/7页)

给他们帮过忙的俄国人却仍在眼长达二十年的刑期。但是，这些人大就是在德国人占领时期当过伪警察和村长的，还有弗拉索夫分子，公开宣布赦免他们又似乎不妥。怎么办？最简单的还是按照我国言传工作的一般原则办事：微末小事大叫大喊，重要事件一笔带过。于是，十月革命后几十年来最大的一次政治大赦就在一个不是＃目的、“什么也不是”的普通日子——一九月九日宣布了，只在《消息报》一份报纸上发表，而且不登在第一版上，也没有发表任何

    评论和文章。

    噢，怎能叫人不激动呢？我看到了“关于赦免曾同德国人合

    作的人员”的消息！怎么会这样？那么我呢？这与我无关？因为

    我本来一直在苏联红军中服役？算啦，见你们的鬼去！这样我就

    更心安理得了。这时我的朋友列-季、科佩列夫从莫斯科写信来

    说，他凭着这项赦免令在莫斯科警察局争得了临时落户的权利。但

    是，很快警察局又把他传去了。“你是在同我们搞什么鬼名堂？你

    并没有同德国人合作过呀！”“是没有。”“那就是说，你一直在苏

    军中服役？”“是的。”“那么，二十四小时之内你滚出莫斯科去！”

    当然，我的朋友还是没有走，可是，他写道：“晚上十点之后就有

    些提心吊胆，一听见大门铃响就担心是来赶我走的。”

    我可是很高兴：我这里有多好！把手稿藏起来（我每天睡觉

    之前都把它藏起来）就可以像天使般睡觉了，高枕无忧！

    呆在这洁净的沙漠地带，我想象着首都那熙熙攘攘、纷乱嘈

    杂、追求虚荣的生活。那里一点也不吸引我。

    可是莫斯科朋友们的来信却极力敦促：“你怎么想的？为什么

    还呆在那里？…应该要求复查你的案件！现在正在复查！”

    我为了什么呢？…在这里，我可以整小时地观察蚂蚁的生

    活：它们在我的房基土坯上钻出一个洞来，排着队把自己的货

    物——一颗葵花子皮搬运进洞储备过冬，它们并没有班长、看守

    和劳改营的长官管理。忽然，一天早晨，虽然房前扔着不少瓜子

    皮，可是蚂蚁却不出来了，原来是它们预先就知道今天要下雨。尽

    管晴朗的天空和阳光没有一点下雨的迹象，但它们却老早就知道

    了。雨后，虽然天空还布满阴云，可它们却出来劳动了：它们确

    切地知道今天不会下雨。

    在这里，在这寂静的流放生活中，我仿佛确切看到了普希金

    生活的真实道路：他的第一件幸福是被流放到南方来，第二件，也

    是最大的幸福是流放到原籍米哈依洛夫斯科耶村。他本应该在那里一直住下去，哪里也不去就好了！不知是什么命运把他又拉到彼得堡去？又是什么劫数推动他结婚的呢？…

    但是，凡夫俗子的心很难始终听从理智的声音。一块小木片很难不漂向整个水流流去的方向。

    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开幕了。关于赫鲁晓夫的报告我们很长时间毫无所知。（到了给科克切列克的人们传达它的时候，也还是对我们这些流放者保密的。我们是从英国B-B-C-电台得知的。）但是，只须普通公开报纸上刊登的米高扬的一句话，对我来说已经足够了。他说，这次代表大会是多少年来“第一次列宁式的代表大会”我立即明白：我的敌人斯大林倒了，这就意味着我正在起来。

    于是，我写了复查申请书。

    春天，便开始取消对触犯第五十八条的全体囚犯的、刑满之后的流放刑了。

    这时，我才拖着病弱的身躯离开清澈的流放地，进入了混浊的世界。

    当一个原来的囚徒从伏尔加河东回到了河西，当他乘着火车整日在俄罗斯中部＿片片小树林间穿行，这时他会有什么感触？这就不是本章所要写的内容了。

    同年夏天，我在莫斯科打电话询问检察机关对我的申诉有无答复。接电话的人叫我挂另一个电话，然后我听到了侦查员的声音：他用友好的憨厚语气请我到卢宾卡的机关去谈一下。我来到库兹涅茨桥大街著名的传达室，人们叫我在这里等一等。我猜测这时已经有某人的眼睛在注视着我，在研究我的面部表情了。我内心感到紧张，但却作出一副和善的、疲惫的表情，似乎无心地看着一个正在接待室玩耍的、并不很好玩的小孩。我的猜测是正确的1穿着便服的新侦查员正站在一旁注视着我！当他已经确信我不是一个凶猛的敌人时，这才走到我跟前来，十分愉快地把我领进了庞大的卢宾卡大楼。一路走着，他已经在不住叹息了：看他们（是谁？）把您的生活糟踏成了什么样子，妻离子散！可是，白天也开着电灯的、闷热的卢宾卡大楼走廊还是老样子，还是当初我被押着走过时的样子，那时我是剃光了头、腹内空空、几夜没有睡眠，衣服上的钮扣被扯掉、两手倒剪着的。“办理您的案件的那个侦查员叫叶泽波夫，我知道他。您怎么遇到这么个野兽呢？现在他已经被撤职了。”（他现在大概正坐在隔壁的侦查室里，也正在同样骂我面前这位新侦查员…）“我原先是在海军的反间谍组织‘死灭尔施’工作的，我们那里可没有这么搞！”（从你们那里出过一个叫留明的人！你们那里还有过一个叫列夫申的侦查员，有过一个叫利宾的！）但是，我天真地对他不住地点头：那当然喽！他甚至还提到我在一九四四年说过的关于斯大林的俏皮话，并且说：“您的话很中肯！”他全清楚，他全赞成，只有一点使他感到不安，他说：“您在《第一号决议》里写着：‘所有这些任务，没有组织是不可能完成的。’您莫非是想建立一个组织吗？”

    “不一是！”我事先已经周密地想过这个问题。“‘组织’不是指人们的集合体，而是指以国家的方式实行的一系列措施。”

    “哎呀，哎呀，是这个意思！”侦查员高兴地表示同意。

    这一关过了。

    他称赞我描写前线生活的短篇小说，这些小说原来也都是作为罪证归入档案的。他说：“这根本不是什么反苏维埃的东西！您想要的话，都可以拿回去，还可以去试试能否发表。”但是，我却用一种病人的、几乎是垂危病人的声音谢绝了他的建议；“哪里的话！我早把写作忘掉了。如果还能活几年，我想研究点物理。”（物理学是我们时代最时髦的嘛！这种游戏现在很时兴，今后我就要同你们做这种游戏了！）

    挨了打的不必哭，未挨打的应该哭！监狱总应该教会我们一点什么吧。至少总该教会我们在“契卡格勃”的面前应该保持什么态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