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出狱后的囚犯 (第1/8页)

    第七章 出狱后的囚犯

    本书有过一章《逮捕》，是否还需要写一章《释放》呢？

    要知道，那些一旦遭受逮捕的人（我指的是犯第五十八条的）中间能够尝到这“释放”滋味的恐怕连五分之一也没有，如果能有八分之一就算很好了。

    谁不知道“释放！”是怎么回事？全世界的文学作品里，电影里，描写过多少释放的场面啊：阴森森的牢门打开了，外面阳光明媚，人群的欢呼，亲人们的拥抱。

    但是，古拉格群岛的阴沉天空下的“释放”却令人憎恨。因为出狱之后你头上的天空只会变得更加阴沉。“释放”是不慌不忙的（当局现在何必着急？），它就像写花体字时拖着一条长尾巴一样时间拖得很长，这就是它与闪电般的“逮捕”唯一不同之处。除此之外，释放就和逮捕完全相同了。它只是从一种惩罚过渡到另一种惩罚，它同样刺痛你的胸膛，摧毁你整个生活安排，打乱你对一切事物的概念，而同时却又不给予你任何希望。

    如果把逮捕比作严寒对液体的突然袭击，那么，就可以说，释放是两次严寒之间的轻微的融化。

    它是两次逮捕之间的状态。

    这是因为在这个国家里只要有了“释放”日后必定在某个地方发生新的“逮捕”

    处于两次逮捕的中间状态——这就是赫鲁晓夫之前四十年间的“释放”

    它也像是抛到群岛的两个小岛之间的救生周。＿在从这个劳改营进入另一个劳改营营区之间，你先抓住它在水里挣扎一阵子吧！…

    最初的钟声到最后的钟声之间叫做“刑期”从一个劳改营营区转到另一个劳改营营区的中间一段路叫做“释放”

    马雅可夫斯基使劲号召别人羡慕苏联的护照，可是你手里的那张浑浊的橄榄色的身份证被身份证法第三十九条的黑墨水涂抹得一塌糊涂。拿着它，哪个城镇都不会给你上户口，任何一份好工作都不会要你干。在劳改营里还有人管饭，在这儿可就没有了。

    同时，你却获得了很不可靠的所谓“来往自由”…

    这些不幸的人不应该叫作被释放的人一不，实际上他们是被剥夺了流放地的人。这些人一旦失去恩赐给他的不可逃避的流放地，便不会再强迫e已到克拉斯诺雅尔斯克的原始森林或哈萨克斯坦沙漠地带去生活在为数众多的自己人——坐过牢的人中间了。不，这些人希望到备受虐待的、稠密的狱外自由人中间去。可是，那里的人们却远远地避开他们，他们将在那里成为带有标记的人、再次逮捕的候补人。

    娜塔丽娅-伊万诺夫娜-斯托利亚罗娃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七日从卡尔特种劳改营获释。她不能马上离开，因为还没有领到身份证。但她没有买粮食的卡片，没有住处，能找到的工作只有伐木砍柴。劳改营的朋友们捐助给她的几个卢布很快就吃光了，她只好又回到劳改营里来。她对警卫人员撒谎说是回来取东西的（这里的老规矩是宗法式的，只要头头答应就行了），于是她回到了原来的工棚！她高兴极了！女伴们围拢过来，从厨房里要来一点烂菜汤，（啊。真好吃！）有说有笑，大家听她讲述她在外面怎样无依无靠，衣食无着：不，不，还是劳改营里日子好过些。晚点名的时间到了。多一个人！。…值班看守羞辱了她一番，最后还是允许她住一夜，但到第二天（5月1日）早晨就必须“滚出去”！

    斯托利亚罗娃在劳改营时一直积极劳动，不知疲倦。（她是年轻时从巴黎回苏联来的，很快就被抓进监狱。所以现在她很想早些出去看看祖国的景象！）由于“她劳动积极”当局以优越条件释放了她：没有限定她必须到什么地方会居住。那些必须到指定地点去居住的人总还能找到一个安身之处，因为民警局无权把他们赶到别处去。但是持有“完全释放”证明的斯托利亚罗娃却成了一只人人追打的丧家犬。各处的民警局都不同意她落户。到了莫斯科，她在一些过去很要好的熟人家里也只受到茶点招待，谁也不开口要留她住下。她只好到火车站去过夜。（候车室里糟糕的不仅是夜间常有民警来赶人，而且黎明前清扫时还要把所有的人都赶出去。此外，大概每个被释放的囚犯都记得自己在大火车站候车室所体验过的恐惧心情：一看到民警走过来，心里就一抖：民警的目光多么严厉2民警当然会感觉到此人原先是个囚犯，他马上会问你：“你的证件呢？”如果他把你的释放证没收掉，那就全完了，你又成了囚犯。我们这里是不存在所谓权利的，也不存在法律，而且“人”也不存在，只有证件！所以他现在把你的释放证一拿走，你就完了。这是我们的切身体验。）后来，斯托利亚罗娃打算到卢加市的手套工厂去当一名工人，该厂生产的手套幸好不是给工人阶级使用的，而是给德国人战俘用的。这总可以吧？但是，工厂厂长不但没有录用她，反而当众把她奚落了一番：“噢，你想钻进我们的组织！我们懂得你们这一套！我们读过舍伊宁的小说！”（啊，你这个胖子告伊宁！你噎死才好呢！）

    这是恶性循环：没有户口找不到工作，没有工作就不给报户口。没有工作也就领不到粮食卡片。按规定，内务部有责任安置释放后的囚犯，但是坐过牢的人不知道这条规定，即使知道，也不敢根据这条去麻烦内务部，因为谁也怕再被关起来…

    真是：人身获自由，终日泪交流。

    我在罗斯托夫大学读书时，有一位很古怪的教授，叫H-A-特里福诺夫，他总是缩着脖子，经常处于紧张状态，十分胆小，人们千万别在走廊里招呼他。后来我们才知道：他坐过牢。在走廊里喊他一声，对他来说就像是行动人员的叫喊。

    战后，罗斯托夫医学院有一位被释放回来的医生，他坚信自己不可避免地会再遭逮捕，不想等待下去；自杀了。体验过劳改营生活的人，了解这种生活的人，选择这条道路不足为奇。走这条路的痛苦并不更大些。

    那些过早地获得释放的人是不幸的！阿维尼尔-鲍里索夫一九四六年获释后并没有去什么大城市，而是回到了自已故乡的农村。他从前的老朋友，同班同学们，在街之都尽量避开他，不愿意停下来同他打声招呼，（这些青年人不久前在前线作战时还都是无畏的战士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