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统治者易人群岛依然在 (第9/12页)

作的人那是很容易的。但要对他们进行帮助就困难得多。而要选择合适的人选——积极热情的、受过高等教育的、有文化素养的（还一定得有文化素养！）、对这项工作有兴趣而且在这方面有才干的人选，那就更加困难…应该为这些人创造良好的工作和生活条件…他们的薪金很微薄，每天工作十分繁重，这是我深深了解的…”

    我们要能在这里结束本章该多好，就认定是这样好了！那就可以生活得更平静，可以献身艺术，还可以更安全地献身于科学。但是，这些可诅咒的来信，这些揉皱了的、磨破了的、通过非法的“小道”从劳改营里寄出来的信件却不允许我结束它。那么，这些忘恩负义的人在信中提到那些每天担负着繁重工作、把全部身心都献给囚犯的人时，是怎么说的呢？请看：

    伊-恩写道：“你把心里的话全都掏给教育员，可是，你会觉得你的话像是碰在他的灰色军大衣上反弹回来。这时，你恨不得想问他：‘对不起，您家那头奶牛近来挺好吧？’因为这位教育员在牛棚里花在奶牛身上的时间要比他用于教育对象的时间多得多。”（寄自古拉斯特种劳改营，列绍蒂。）

    列-恩写道：“还是原先那些蠢货当看守。劳改营头头是个典型的沃尔科伏依式的人物。绝不能跟看守们顶嘴，否则立即关禁闭。”

    科-恩写道：“队长们跟我们说话，全用劳改营里那一套词儿。开口就是‘臭rou！’‘母狗！’‘畜牲！’…”（叶尔佐夫站。真凑巧！）

    科一伊写道：“我们这里的劳改营领导可以说是沃尔科伏依的亲兄弟。不错，他倒不用鞭子抽人，他是用拳头打，看人时那两只眼活像只饿狼…大队长是原先的行动人员，他豢养着一个‘坏事报告人’，每告密一件事，就奖给那人一点麻醉品…那些过去打人、折磨人、枪杀人的家伙如今只不过是从一个劳改营调到了另一个劳改营，职务稍微有所变动而已。”（寄自伊尔库茨克州）

    帕-夫来信说：“移民区的头子仅直接助手就有六名。所有生产建设单位都在赶走白吃饭的人，于是这些家伙就跑到移民区来了…原先劳改营里的那些蠢货…至今也还在继续工作。他们在混日子，混工龄，等待达到退休年龄。有的到年龄也不退休。他们一点也没有消瘦。囚犯在他们眼里过去不是人，现在也还不是人。”

    德-维的信中说：“我们诺里尔斯克第288号信箱这里没有一个‘新面孔’，全是原先的贝利亚分子。有人退休了，但接替的还是这些人（就是一九五六年被赶走的那些人）…他们的工龄按两倍算，工资标准定得很高，休假期间很长，伙食很好。他们干一年算两年，所以其中有的人打算到三十五岁就退休！…”

    帕-恩写道：“我们这个分部有十二三个壮小伙子，穿着几乎到脚面的熟皮大衣，戴着皮帽，脚上是军队发的长筒毡靴。这些人为什么不到矿山或垦荒地去劳动，去发挥力量呢？为什么不把这里的职位让给年岁较大的人？不，哪怕套上绳索，由顺伏尔加河而下的轮船来拖他们，也拖不走！大概只有这批寄生虫才会向上级报告说囚犯们不易改造。因为犯人一少，他们就会被裁减了。”

    可见，囚犯仍和从前一样在统治者的菜园子里替主人种土豆，浇地，替他们饲养家畜，做家具。

    看到这里，一些缺乏准备的读者可能会困惑不解地叫起来：那么，到底谁说得对？到底该相信谁？

    当然应该相信报纸上的报道喽！读者，你相信报纸吧！永远相信我国的报纸吧！

    内务部人员构成一种力量。他们绝不会善罢甘休，绝不会退让。既然一九五六年能顶住，今后更会站稳脚跟的，会站稳的！

    这不仅指劳改机关。也不仅是治安部。我们已经看到那些报刊，那些苏维埃代表们是多么乐于支持他们。

    因为他们是顶梁柱，是许多东西赖以生存的支柱。

    而且，他们不仅有力量。他们还有理论论据。同他们争论并不那么容易。

    我试了试。

    其实，我从来没有过这种打算。我不过是被这些来信所驱使而已，今天的囚犯的这些来信是我全然没有预料到的。今天的群岛居民怀着莫大希望请求我：替他们把话说出来！维护他们的权利！使那些人变得有点人性！

    可是，我向谁去说？要知道，人家连听都不要听…假如有自由的报刊，我会把这一切都发表出去，一旦发表，就会促进大家来讨论！

    可是眼下（一九六四年一月）我却只是作为一个不公开的、犹豫不决、忐忑不安的乞求者在各机关的走廊里转来转去，在传达室的小窗口前躬身等待，承受着值班军人的不耐烦的和怀疑的目光。一个政论作家要想让公事繁忙的政府大员们把耳朵腾出哪怕半小时来听听他的话，那他得争取到多大的社会荣誉和照顾才能办到啊！

    但是，这还不是主要困难。我的主要困难，就像当年在埃克巴斯图兹劳改营的队长会上一样，是：向他们讲些什么？用什么样的语言讲话？

    把我在这本书里写的那些真实思想全讲出来，既危险又完全无用。那仅仅会是一个社会听不到的人在一间寂静的办公室里发昏而已，那些迫切盼望着的人不会知道，实际问题丝毫也解决不了。

    那么，我该怎么讲？我只要一通过他们那大理石的、镜子般明亮光洁的办公大楼前厅，一走上那柔软舒适的地毯，我就不得不接受一些起码的绊羁——这是些用生丝制成的绳子，它们好像穿透我的舌头、耳朵和眼睑，紧紧地缝在我的两肩上，缝在我背部的皮上和肚皮上。我不得不接受的起码的绊羁就是：

    1.我得承认：过去、现在和将来光荣都归于党！（这也就是说，总的惩治政策不可能是不正确的。我不得怀疑整个古拉格群岛存在的必要性。我也不能强调“大部分坐牢的人是无辜的”）

    2-我得承认：将要同我谈话的那些高官显贵是忠于其事业的，是关怀囚犯的。我不能指责他们口是心非、冷漠无情、不了解情况。（他们既然全心全意为事业工作，怎么能不了解自己的事业呢！）

    反过来，我本人干预此事的动机倒值得怀疑；我算什么人？既然这不是我的职责所在，我为什么要干预？我是否抱有某些肮脏的自私目的？…既使没有我，党也全看在眼里嘛，会全部正确处理的，那么我为什么还要干预？…

    为了使自己多少显得理直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