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杂役 (第2/12页)

、刑期长短、过去和未来。聊得顶多的是小道消息，例如：听说快要把“五十八条”（他们这些人大多是从“五十八条”里选调出来的）从杂役职位上通通撤下来，轰去干“一般”劳动啦！

    这种措施也是有深刻的唯一科学的根据的：社会异己分子已经从阶级的根子上烂透了，要改造他们几乎不可能了。他们的大多数只能用坟墓来改造。如果说有一个很小的部分还可以改造得了，那当然只能通过劳动，即体力的、繁重的（顶替机器的）劳动。如果劳改营的官员或看守员干这种劳动，那是辱没身份，虽然这种劳动曾在过去的某个时候把猴子变成了人（但是在劳改营里它难以理解地把人又变成了猴子）。现在你就知道了，并不是出于报复，反倒是因为对改造“五十八条”还抱着微弱的希望，古拉格的条令中才严格规定无论在生活区或在生产中，按第五十八条判刑的犯人都不能担任享有特权的职位（只有在外边偷盗成绩卓著的人物才配担任与财物发生关系的职务）。这本来一定会遵照办理的，难道劳改营长官对“五十八条”有什么特殊好感不成！但是他们知道：按其他条文判刑的犯人中的专家加到一起，也不及“五十八条”中专家人数的五分之一。医生和工程师差不多全是“五十八条”就以一般诚实的人和能办事的人来说，在自由人当中也找不出像“五十八条”这样好的。结果东家们变成了唯一科学理论的隐蔽的反对派，他们暗地里把“五十八条”安插在杂役的位置上（不过最肥美的差事总是留给普通犯。长官们跟这些人容易谈到一块。而且人大诚实了也碍事）。安插尽管安插，可是每当有关指令重申一次（而指令是经常重申的），每当调查团下来以前（而他们是经常下来的），长官们即不犹豫也不心疼，白嫩的大手一挥，就把属于第五十八条的杂役通通轰到一般劳动上去。花了数月工夫惨淡经营起来的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好光景一日之间就灰飞烟灭了。被轰下台本身还不算要命，最叫当杂役的政治犯提心吊胆、不得安生的是没完没了的有关末日来临的小道消息。这些传闻毒化着杂役们的整个生活。只有普通犯能安安稳稳地享受杂役的地位。（不过，调查团一走，生产工作慢慢地垮下来，工程师们又被悄悄地挽回杂役的岗位上，直到下次调查团来再轰下去。）

    还有一批人，他们不单纯是“五十八条”莫斯科在他的监狱档案上还打了一个单独的诅咒的烙印：“此人只可使用于一般劳动！”一九三八年许多科雷马人都盖了这样的烙印。对于这批人来说，连混上个洗衣妇或者毡靴烘烤工的差事都是不可企及的幻想。

    《共产党宣言》上是怎么写的？——“资产阶级抹去了一切向来受人尊崇和令人敬畏的职业的灵光，”（说得相当像！）“它把医生、律师、教士、诗人和学者变成了它出钱招雇的雇佣劳动者。”但总还是出钱招雇的！总还是让他们干自己的本行！如果是派去干一般劳动又该怎么说？派去伐木又该怎么说？而且是“不出钱”的！而且是不管饭的！…诚然、把医生撤下来去干一般劳动是不常有的事，因为他们也要给长官的家底看病。至于律师、教士、诗人和学者，那只能在一般劳动里把他们报销掉，这些人当杂役什么也干不了。

    作业班长在劳改营中的地位很特别。照劳改营的规定，他们不算杂役，可是也不能把他们称为苦力。因此本章的议论也适用于他们。

    和在战斗中一样，在劳改营里也没有详细讨论的时间：杂役的职业到了手边，你就自然会把它抓住。

    但是几年、几十年过去了，我们活下来，我们的同伴们死去了。我们开始向大吃一惊的自由人和摸不关心的下一代一点点地揭示我们在那边经历的几乎没有任何人性的世界，——而我们必须以人类的良心为准则对它做出评价。

    这里遇到的主要道德问题之一就是关于杂役的问题。

    在为那个劳改营中篇小说“选择主人翁的时候，我选定了一个做苦工的，我不可能选中其他任何人，因为只有做苦工的人才看得清劳改营里真正的相互关系（正如只有步兵这个砝码才称得出战争的全部重量一样。但不知为什么写回忆录的总不是他）。小说选择了这样一个主人翁，又有一些刺耳的话，使得某些前杂役大为恼火，认为受了侮辱——而我已经说过，活下来的人十之八九都是杂役。这时候出来了一本季亚科夫写的“一个杂役的札记”（《经历札记》）。它自鸣得意地肯定他们在自找门路方面的足智多谋和不惜任何代价求得活命的方法之巧妙。（这样的书本应当在我那本书之前出现的。）

    在似乎可以发发议论的那短短的几个月，突然冒出来了一个关于杂役问题的讨论，对劳改营杂役地位的道德问题出现了某种一般性的提法。但是在我国任何一种情报都不许说得透彻，任何一种讨论都有许真正接触到对象的各个倾面。所有这一切注定一开始就遭到压制，不让一丝光辉落到真理的赤裸身体上。所有这一切都逐渐积成一个无定形的年深日久的大堆，几十年不死不活地报在那里，直到人们对这一堆垃圾中的废铜烂铁丧失了任何兴趣，再也找不到清理它们的途径为止。关于杂役的讨论刚一开始就刹车了，它从杂志文章退入了私人书信。

    但是劳改营的杂役和苦力之间的区别（虽然不必说得比实际存在过的差别更鲜明）总应划分出来才行，好在劳改营题目刚一产生，这个区分就做出来了。但是拉克申那篇经过审查的文章关于劳改营的劳动有一些过头的措词（好像颂扬了这种以人代机器并把我们从猴子变成人的劳动），结果这篇大体正确的文章，以及我那篇小说的部分内容，竟招致了前杂役及其从未坐过牢的知识分子友人们的愤怒反响：怎么，你们歌颂奴隶劳动（《伊万-杰尼索维奇》中砌墙的场面）？！怎么“要汗流满面地去挣来自己的面包”？这不等于说，古拉格长官要你做什么就去做什么吗？我们引以自豪的，恰恰是避开了劳动，没有去靠它来苟延残喘。

    现在我回答这些反驳意见的时候，心里只可惜，这些话人们一时读不到。

    照我看，一个知识分子以此自豪是不体面的：你瞧，他没有降低身份去从事奴隶的体力劳动，因为他有办法搞到了坐办公室的工作。上一世纪的俄国知识分子处在这种境遇，除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