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6节检察官的演说 (第4/4页)

婚夫，首先现出嘲讽的冷笑，这冷笑偏偏从他的脸上发出来，是使她受不了的。她知道他已经变心，——他一面变心，一面还深信她非得忍受他的一切行为，甚至包括他的变心不可，她知道这个，却故意给他三千卢布，并且明显地，十分明显地对他暗示，她给他这钱恰恰是供他作变心之用的。‘看你会不会收下来！看你是不是那样无赖！’她用裁判官似的、试探的眼神默默地对他说。他看着她，完全了解她的意思（他刚在大家面前承认过他是完全了解的），但他却毫不游移地揣起这三千卢布，两天的工夫就和他的新宠一块儿把它挥霍光了！究竟应该相信什么？是相信最初的传说，相信把最后的活命之资拿出来，在美德之前低首下心的那种高尚正直的激情举动？还是相信事情的背面，那样令人厌恶的另一方面？人生一般总是在两种互相矛盾的真理之间寻找中庸，在这件事情上这样却不见得行得通。大概在第一件事情上他是真实不欺地高尚正直，而在第二件事情上也是真实不欺地无耻卑鄙。为什么？正就是因为我们具有那种宽阔的、卡拉马佐夫式的性格，——我说话的本意就在这里，——能够兼容并蓄各式各样的矛盾，同时体味两个深渊，一个在我们头顶上，是高尚的理想的深渊，一个在我们脚底下，是极为卑鄙丑恶的堕落的深渊。你们可以回想一下一位青年观察者，对卡拉马佐夫一家曾作过深刻而切近的考察的拉基金先生不久前刚谈过的一个极精彩的思想：‘对这类放荡不羁的天性来说，堕落受辱的感觉和高尚正直的感觉一样，都是他们所需要的。这是实在话：他们正是时常而且不断地需要这种不自然的混合。两个深渊，诸位，同时体味两个深渊，——没有这个，我们是不幸的，也是不满足的，我们的生存是不完美的。我们的天性宽大，和我们的母亲俄罗斯一样，无所不包，同一切都能相安！诸位陪审员，我要顺便说一句：我们刚刚提到了那三千卢布，让我稍为提前一点来说说吧。你们想一想，他，这位人物，在刚刚收下了这笔钱，而且是在怎样一种情况下收下来的，受到那样的羞辱，在最严重的屈辱下收了下来，——可是你们想一想，据说他居然能在当天分出一半来，缝在护身香囊里，而且有决心把它挂在脖子上整月不动，不顾一切的诱惑和极度的急需！并且不管是在酒店里酗酒的时候，还是在他不得不赶出城去，向不知什么人设法张罗他极需要的钱，以便把他的情人带走，脱离他的情敌和父亲的诱惑的时候，他都没有勇气去动一动这个护身香囊。即使单只为了不使他的情人受他所嫉妒的老人诱惑，他也应该拆开护身香囊，留在家里，寸步不离地看守他的情人，等候她一说：‘我是你的’，就立刻和她远走高飞，离开现在这个不幸的环境。但是不，他并没碰他的圣物，他的理由是什么呢？我们说过，首先第一个理由就是在人家对他说：‘我是你的，你可以把我带到随便什么地方去’的时候，他可以有现钱把她带走。但是根据被告自己的说法，这第一个理由显然远远不如第二个理由。据他说：在我身上怀着这笔钱的时候，‘我是卑鄙的人，却不是贼’，因为我永远可以走到被我侮辱的未婚妻面前，把从她那里起来的那笔款子的一半交给她，永远可以对她说：‘你瞧，我花掉了你的款项的半数，因此证明我是理智薄弱、不讲道德的人，如果你愿意这样说，还是一个卑鄙的人（我用被告自己说的话），但是虽然我是卑鄙的人，却并不是贼，因为假使我是贼，就决不会把留下来的一半钱交还给你，一定会和前一半一样，把它吞没花光’。这真是对事实的一种奇怪的解释！这个疯狂而脆弱的人，不能拒绝在如此耻辱的情况下收下三千卢布的诱惑，竟忽然会在自己身上出现这样坚决的自制，脖子上挂着几千卢布，却不敢动它一动！这和我们所分析的性格有一点符合的地方么！不，所以我要大胆对你们讲讲真正的德米特里-卡拉马佐夫，假如真的曾经决定把钱缝在护身香囊里的话，他在这种情况下将会作出怎样的行动。在他已经把这笔钱的半数同他的情人两人花光了以后，只要一遇到诱惑，哪怕就是为了博他的新宠的欢心，他也一定会解开他的护身香囊，从里面分出——唔，第一次就算只分出一百卢布好了，因为何必一定要交还半数——一千五百卢布呢，有一千四百也就够了；因为事情仍旧是一样的，也就是说：‘我是卑鄙的人，却不是贼，因为到底把一千四百卢布交了回来，贼是要全部拿走，不会交还的。’然后过一些时候，他又会解开护身香囊，又会拿出第二个一百卢布，以后再取一百，再取一百，不到月底便取出了倒数第二个一百，他会说，即使只交还一百，事情也还是一样，我到底‘只是一个卑鄙的人，而不是贼。花去了两千九百，到底交还了一百，贼是连这也不会还的。’最后，在花掉了倒数第二个一百卢布以后，看了看最后的一百，会对自己说：‘干脆连这一百也不必还了，把它也花掉了吧！’我们所知道的，真正的德米特里-卡拉马佐夫是会这样做的！至于关于护身香囊的说法，那简直再没有更比它和现实相矛盾的了。其他一切都可以设想，却没法设想这样的事情。但这我们留到以后再说吧。”

    在依次阐明法庭侦讯所调查到的关于父子间财产争执和家庭关系的一切详情，一再作出推论说，根据已知的事实，在遗产分配问题上丝毫无法判定谁欺骗了谁、谁欠了谁之后，伊波利特-基里洛维奇在谈到象强迫观念似的牢据在米卡的脑子里的那三千卢布时，又讲起了医生的鉴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