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玉手点将录 (第5/10页)

 开什么玩笑？记者笑道：不是说你们党人，比袁世凯更好吗？

    一点儿没错，众党人笑道：凡是敢说我们不好的人，就是我们的敌人，我们就毫不留情地消灭他。剩下来的人，看你还有胆子说我们不好吗？

    说着话，众党人抓住记者，扭过他的手臂：是哪只手写的骂我们的文章？这只没错吧？以后咱们这条胳膊就不要再用了，好不好…咔嘣嘣一声脆响，那记者发出凄厉的惨叫声，手臂已被打断。

    打断记者的手臂，党人们神清气爽，开心地走了。可怜的记者拖着断臂，去警察局报案。警察局局长叫唐继禹，这个唐继禹，其实就是唐继尧的弟弟唐继虞。他一个人有俩名，也兼俩职务。

    听了记者报案的详情，唐继禹贴在记者的耳边，说道：活该，你以为党人也像袁世凯那么厚道吗？可以让你随便骂？在袁世凯时代，是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而在党人时代，是党人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要不然党人怎么会非要干掉袁世凯呢？所以呀，既然是你自己惹来的祸，我劝你就假装自己手臂没断，回家九九藏书写歌颂党人的文章吧，说不定这样还能多活几天。

    这个案子，就算是处理完了，可以结案了。

    推断时间，这个案子的发生及处理，如果不是在李烈钧抵达昆明的当天，就是在22日以后。

    因为唐继禹在17日，率警卫两连，宪兵一队抵达阿迷，会晤阿迷县长张一鲲，不是太明确地告诉张一鲲，他此行是迎接一位重要人物。

    而蔡锷遭遇到的暗杀，就发生在这个叫阿迷的地方。执行暗杀的人，恰恰就是阿迷县长张一鲲。

    第8节是谁下达的暗杀令

    蔡锷于阿迷遭遇暗杀的详情，在当时就有多种不同的版本，使得这个案子扑朔迷离，笼罩在一片疑云之中。

    刘秉荣先生整理多家史料，写下了蔡锷遭遇暗杀的经过：

    …蒙自关道周沆和阿迷县长张一鲲，早奉袁世凯密电，令其防止蔡入滇异动，务必跟踪谋杀，若已入滇境，须沿铁路侦察捕杀。周、张接电后在蒙自关道署开过多次会议，决定组织暗杀队，自越至滇捕杀或狙击。继侦知蔡已至河内，不日乘滇越车入昆明，如中途狙击不能得手，即于碧、阿两站，借设宴欢迎，暗放毒药于白兰地酒内毒死，抑或劫杀等情。由于蔡锷平安抵昆明，周、张二人即畏罪潜逃出境，唐继尧电令河口督办捕获，捕解到省法办。不料在河口督办接电之际，周、张已先一夜偷过界去了。而后，周沆到香港，张一鲲因等候其爱妾张素娥，逗留在越南老街，时河口督办正欲向法方引渡张一鲲归案，第二日其妾张素娥到河口被检查处挡获，命其请妥保，若请不着妥保，可通知张县长由老街过河口来证明是他的眷属，准许由他领过河口。张一鲲接函后，过河口来证明，立即被捕解到省法办，此旁话，不提。（刘秉荣《护国大战》）

    刘秉荣先生叙述说，蔡锷是12月22日晚9时到达昆明的，与军官见面后，因喉疾讲话不多，即回警卫团部休息。而在这个时间里，蒙自关道周沆，和阿迷县长张一鲲，正多方布置，准备杀掉蔡锷，得知蔡锷已达昆明，知道自己麻烦大了，就急忙逃跑。周沆逃到了香港，而张一鲲却受爱妾张素娥拖累自投罗网，立即被捕解到省法办，杀掉了。

    这段历史看起来，好像没什么不妥之处。但据史学家王忠和老先生整理多家史料后，却弄出了一个与刘秉荣先生完全不同的版本：

    …袁世凯得知蔡锷回云南后，立即密令唐继尧劫杀蔡（也有一说是直系人物云南巡抚按使任可澄）。唐出身云南会泽书香世家，看到本是湖南人的蔡锷却在云南享有祟高的威望，所以十分嫉恨他，便指使离昆明五百多里之外的阿迷旅店（现在的蒙自）知事刺杀蔡锷，为的是避免自身嫌疑。可是，这位阿迷州的知事却太不中用，只是把蔡的仆从打伤，蔡锷主仆二人于1915年12月19日晚间平安抵达昆明。蔡明知是唐继尧暗中下毒手，但是大敌当前，也不去和他计较，主张即日举兵讨袁…

    在这里，俩史学家终于成功地掐到了一起，刘秉荣老先生和王忠和老先生，双方对蔡锷遇刺事件的描述上，存在着四点差异：

    1.双方时间不一致，刘文说蔡锷是22日晚抵达昆明的。王文说蔡将军抵藏书网达昆明的时间是19日，前后相差了整整三天。

    2.人数不一致，刘文说蔡是由唐继禹率两个警卫连，一个宪兵队护送至昆明，王文说蔡是和仆人两人抵达昆明。

    3.暗杀过程不一致，刘文说暗杀实际上并没有发生，王文中则暗示了一场激烈的伏击战。

    4.下达暗杀命令的途径不一致，刘文说是袁世凯直接下令给阿迷县长张一鲲，而王文则说下达暗杀命令的人，实际上是唐继尧。

    在我们此前的史学研究过程中，从未遇到过这样的麻烦，不同的史学家对同一事件的描述，竟然是天差地远，两者的距离已经到了无法相互解读的地步。

    要知道，所有的史家研究，都是汇集不同立场的当事人史料，相互印证彼此戳穿，最后过滤掉过于强烈的主观情绪，而得到一个比较接近于客观事实的状态描述。而在这里，这招不灵了，没法子应用了。

    为什么会这样呢？

    这是因为一个虚假信息的介入，导致了历史系统的紊乱。这就有点儿像是在听收音机的时候，受到了电子信号的干扰，使广播变得支离破碎，凌乱不堪。纵有多名当事人在倾听，但每个人听到的，都和别人听到的有着本质的不同。

    那么在这里，这个虚假信号，是什么呢？

    就是袁世凯下达暗杀令的错误解释，导致了史实变形扭曲。

    首先来看刘秉荣老先生的说法，他说是袁世凯密电阿迷县长张一鲲，让他劫杀蔡锷。这怎么可能？袁世凯以大总统的身份，怎么可能对一个小小的县长，下达这种荒谬离谱的命令？而且这道暗杀密令不止下达给了阿迷县长张一锟，连蒙自关道周沆也收到了。试想这种级别的行政官员，有没有暗杀能力？又有多少保密意识？如果袁世凯真笨到这份儿上，随随便便下令一个小县长暗杀著名军藏书网事将领，如此低智商，他凭什么做中国的大总统？弱智都能当开国大总统，这个国家的民众智商又得低到什么程度？

    所以，即使是袁世凯真的下达暗杀密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