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第11/16页)

累，也不渴，也不困，碰到这种时候，我知道，我要写作了。

    我一气写了四五十行，看了一遍，然后心满意足地在招待所的陌生屋子里睡着了。

    第二天一早，我抓起诗稿就跑到刘主编家。刘有些意外，说：这么快你就写出这么长的诗来了？他很快把诗看了一遍，竟有些激动地说：多米，这次考试通过了，你知道吗？这次叫你来，不是来改稿的，一个小女孩写出这样水平的诗，好多人都不相信，说要考察考察是不是真的，所以破例叫你来。

    我一时有些发愣，心想：原来是不相信我啊！那首别人的诗像一个鬼魅在门角一闪，我没理会它，它于是消失在刘的书桌底下了。

    刘说，我很喜欢有才气的女孩子，我有三个儿子，没有女儿。他又说:我的大儿子也写诗，我拿给你看看。他拿出一本杂志让我看，他指点着说：他的才气不如你啊！你关键是要坚持下去，女孩子一定不要早早结婚，有的男人像牛一样，打老婆，我们有的女作者就这样毁了，我是很同情妇女的，女作者要成长起来很不容易。

    刘的话我听得声声入耳，我在心里使劲说：我将永远不结婚，永远写诗，直到我死。

    我又听见刘说：你到阳台看看我家的花，有一种很奇妙的花正好开了。我立即又雀跃着跟到阳台，刘指着一朵半开的花问我：这是什么花，你知道吗？我说不知道。刘高兴地说：这就是昙花呀！有个成语叫昙花一现你不知道吗？我说知道，只是没见过昙花。我又问，这花真的只能开一小会儿吗？刘说：怎么不是，下午你再来它就垂着头闭上了，再也不开了。

    我若有所思，喃喃地说：我来写一首诗吧。刘立即递给我纸和笔，我很快写成了一首十几行的诗，纸面上有些潦草和改动。刘看了这首临场之作，立即抓起诗稿兴冲冲地跑到办公室去了，就好像这首诗是他写出来的一样。

    多年过去，我的恩师已经不知去向，那个清晨的光晕长时间地保佑着我。两个月后抄袭之事事发，刘昭衡主编没有采取使我难堪、使我无地自容的做法，只是来了一封信，让我以后在参考（是参考而不是抄袭，这是两个温暖的字，在暗无天日的日子里，我紧紧抓住这两个字，才能进入那个结缀着我的珍宝的N城的清晨，在那里我意气风发，衣襟飘扬）别人的诗作的时候一定要说明，信中充满了安抚之词。信中说：你很有才情也很努力，你还很年轻，千万不要想不开。信是以编辑部的名义写的，但我觉得每一句都是刘的话，事隔多年，这封信仍使我止不住泪水盈眶。

    刘昭衡，这是我生命中最仁慈的一个名字。后来我大学毕业分到N城，一安顿下来我就去找刘，在楼梯口遇到老罗，他告诉我刘主编已调离刊物，到通志馆去了。后来我又到通志馆找过他，他正好下乡搞调查了，没见着。到后来听说他已离开N城，回海南老家了。（刘是海南人，但我从未见过海南有他这样身材的，可以用伟岸来形容，听说他在海口的一个什么办事处，但我始终没有找到他。）

    在十九岁，在N城，我像被放置到一片寂静的原野上，那里满是绿色柔软的草和细小的花朵，天空芬芳洁净，有一种纯金般的口哨终日缭绕，好运如白马，从寂静草原的深处向我走来，一匹，又一匹。

    一切都如同梦境。

    其中的一匹马是谁？是电影厂。

    电影厂恰恰是那个B镇女孩的神话与梦境。在十九岁，一步就跨进了神话，骑在白如积雪的马背上远去。

    让我告诉你，奇迹是怎样发生的。

    有一天，就是我到N城改稿的第二天，刘带来了一位陌生的男人，介绍说这是电影厂的编剧，刚从北京调来的。此人高瘦，白，穿着一件细细的浅绿线格子短袖衬衣，我从未见过男人穿这样的衣服，觉得十分新鲜。我想：啊，这是从北京来的，我注意到他的宽大的裤子上有一小块补丁，无论在B镇还是在N城，知识阶层的男人都是极少穿这种补丁的裤子的，即使有补丁，也是千方百计补在暗处，不像这样正面地补上去，这使我肃然起敬，我再次意识到，这人如此特别，皆因为他来自北京。

    这个人，在我十九岁的那一年，深刻地影响了我的生活轨道，使我无可挽回地走上了现在的道路，他的生活模式，也成了我的生活楷模。

    后来我上了大学，暑假时到N城，我到他在电影厂的宿舍拜访，他除了一面墙的书柜以外，只有一只破旧的沙发，其余所有的东西都装在纸箱或粗糙的木箱（装肥皂的那种）里，他说他几乎每顿都吃面条，因为吃饭太浪费时间了。后来我大学毕业，也大量买书，吃面条，我意识到这是一种模仿，但这种清苦的生活使我常常觉得，我是在与众不同地生活着。

    现在，我给他取一个名字，叫他宋。

    宋在刘主编介绍我的时候伸出了他的手，握手这一套我在N城的几天里已经熟悉了（在B镇，我从未跟人握过手，根本就是中学生一个，握手在我看来是一件很滑稽的事），但宋在握手的那一个瞬间轻轻地说出了自己的名字，这使我又开眼，又新奇，同时我感到，宋把我当成一个大人，一个平等的人。我在心里说：他的风度多好啊！从北京来的。

    宋一开口说话，我就觉得他的声音特别好听，普通话特别标准。其实那只是我的错觉，宋的湖北口音极重，不用细听就能听出来，在B镇长大的女孩孤陋寡闻，以为一切本省以外的人的普通话都是标准音。

    宋问：你读过什么书？我说《唐诗三百首》。这几天我每天都要向不同的人回答这个问题，我本以为宋不会再问同样的话，这句业已陈旧的话从他的带有北京感觉的普通话中走出，像在春夏过渡的时候，一个熟人换了一身爽目的夏装，使你眼睛一亮，觉得又新奇又亲切。我于是愉快地回答：《唐诗三百首》。在我说出这句话的同时，我立刻感到，这个《唐诗三百首》与以前的《唐诗三百首》不是同一本书，这才是真正有意思的《唐诗三百首》。

    宋又问:你喜欢那里面的什么诗呢？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十分新鲜的问题，这种新鲜正是我兴奋地期待着的。我立即说：《行路难》。我同时又觉得有点儿心虚，因为我喜欢的只是这个题目，一个少女发愁地想：行路是多么艰难啊！难于上青天，她的理解就是这样，以她的古文底子，只能生吞活剥个大概，但她喜欢这个题目，认为这三个字既悲壮又英勇，很符合她的心境。宋说：哦，这是李白的名篇，让我背给你听。

    我猝不及防地就被带进了崎岖的境地，我生怕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