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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快就把他解雇了，他无法再到杜塞尔河畔或者别的地方演戏。“这种事到处都在传。”燕妮说。在下一封信里顺理成章地写着：他在电台工作，当少儿节目播音员；他订婚了，不过这长不了；他仍然不知道埃迪-阿姆泽尔在哪儿，不过他可以肯定，这个人在某个地方；另外，他不再醉酒了，而是重新从事体育活动，像从前在五月份那样，打曲棍球，甚至打拳球；他同朋友们交往，这些人全是过去的朋友，他们同他一样感到厌烦；可是天主教教义全是他妈的胡扯蛋——信中写道——他在那儿，在诺伊斯和玛丽亚-拉赫结识了几个神父，简直令人作呕；也许很快就会爆发战争；瓦尔特-马特恩想知道那条黑狗是否还在——可是费尔斯讷-伊姆布斯没有答理他。

    亲爱的图拉：

    这时，马特恩坐火车来到朗富尔，看一看我们的哈拉斯是否还在。他突如其来但又是不言而喻地站在我们的木工作坊院子里——打他上一次来过之后，仿佛不是过去了几个月似的——他穿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他围着一条英国围巾，扣眼里插着一朵红丁香花，短发，喝得酩酊大醉。他在火车上事事小心，或者说在老远的地方就不动声色。他再也不跪在哈拉斯面前，也不从牙缝里挤出那个小词儿。他朝院子里叫唤着。他指的不仅仅是我们的哈拉斯；这个词卡在站立于窗口的邻居们、我们的伙计、工长和我的父亲的喉咙里。因此，所有的人都消失在他们那两间半的住房里。伙计们在安装门窗上的合叶。工长开动了圆锯。我父亲去开凿榫机。听说没有人愿听到这个词。奥古斯特-波克里弗克在搅拌木工胶。

    最后只剩下哈拉斯，瓦尔特-马特恩对我们的哈拉斯说：“你这只黑色的天主教猪猡！”他发狂般地发泄着“你这只天主教纳粹猪猡！我要把你剁成狗rou丸！你这个多明我会修道士！你这只基督狗！我活了二十二个狗年月，还没有做任何永垂不朽的事情…你就等着瞧吧！”

    这个年轻人片刻不停地对着凿榫机和圆锯大吼大叫。费尔斯讷-伊姆布斯抓住这个暴跳如雷的年轻人的衣袖，把他扶进音乐室，给他倒上一杯茶。

    在许多住宅里，在各个楼层，在机器间，都在念警方的通告，但是没有任何人说他的坏话。

    亲爱的图拉：

    瓦尔特-马特恩从三九年五月到三九年六月十七日，都被拘留在杜塞尔多夫警察局的地下室里。

    把这件事当做流言蜚语低声告诉我们的不是燕妮；我闭门研究，从文件上证实了这件事。

    他在杜塞尔多夫的玛利亚医院躺了两个星期，因为有人在警察局的地下室里把他的几根肋骨打断了。他得扎好长一段时间的绷带。他要笑出声来并不感到吃力，但却不能笑。他的牙齿一颗也没有被打掉。

    这些细节，我用不着闭门研究，所有这一切，在一张风景明信片上明显可见。这张明信片在建筑的正面表明，那是杜塞尔多夫的兰贝尔图斯教堂，当然没有提到警察局的地下室。这张明信片的收信人不是钢琴家费尔斯讷-伊姆布斯，而是奥斯瓦尔德-布鲁尼斯参议教师。

    是谁把瓦尔特-马特恩送进了警察局地下室呢？什未林市立剧院总监并没有告发他。之所以要解雇他，并不是因为他政治上不可靠，而是因为他老是醉醺醺的，不能在什未林继续当演员。我没费吹灰之力就了解到了这个得花好大力气才能研究清楚的情况。

    那么，为什么瓦尔特-马特恩在拘留所里又只呆了五个星期呢？为什么只是几根肋骨被打断，而牙齿却安然无恙呢？如果他不是自愿报名参加德国国防军的话，那么，他恐怕是出不了警察局地下室的。他那但泽自由市的护照救了他。他身穿便服，仍然隐隐作痛的肋骨上揣着入伍服役的通知书，被送回了他的故乡。他在那里，到朗富尔-霍赫施特里斯的警察局营房报到。在允许他们穿上军服之前，瓦尔特-马特恩和几百个来自德意志帝国的老百姓有足足八个星期不得不同吃一锅饭。战争尚未发生。

    亲爱的图拉：

    在三九年八月，两艘班轮已经停泊在韦斯特普拉特对岸了；在我们的木工作坊里，已经在把军用棚屋和双层床的成品件拼起来。八月二十七号，我们的哈拉斯快要死了。

    有人毒了它，因为哈拉斯并没有得犬瘟热。瓦尔特-马特恩曾经说过：“这条狗得了犬瘟热！”就是他给它吃了灭鼠药——砒霜。

    亲爱的图拉：

    你和我，我们都可以作证，证明是他干的。

    那是从星期六到星期日的一个夜晚，我们坐在木材仓库里，坐在你的藏身之处。厚木板、四棱形木料和胶合板经常运来运去，你的住所居然一点事儿也没有，你是怎么安排的呢？

    很可能奥古斯特-波克里弗克知道他女儿的藏身之处。在运送木料时，他独自一人坐在仓库里，指挥插进长木料，注意别让一堆平放的厚木板把图拉的庇护所盖住了。没有一个人，就连他也不敢动一动她住所里的财产。没有人戴她的刨花假发，睡她的刨花床，把编织的薄木片盖在自己身上。

    晚饭后，我们搬进了木材仓库。本来我们想带燕妮去，可是燕妮累了。我们非常理解她，在下午训练和排练之后，她必须早早上床，因为甚至连星期天她也要排练。要排练《被出卖的新娘》，到时候有很多波希米亚舞要跳。

    所以，我们俩坐在黑暗当中，玩不讲话游戏。图拉赢了四次。奥古斯特-波克里弗克在外面解开了狗脖子上的链条。它用爪子抓仓库的墙壁，抓了好久。它轻声哀鸣着，想到我们这儿来，可是我们想单独呆在一起。图拉点燃一支蜡烛，戴上她的刨花假发。她的手在火焰的映照下恰似羊皮纸做成的。她坐在蜡烛台后面裁缝的坐位上，把刨花假发朝前飘垂的头挪到火焰上去。我多次讲：“该停了，图拉！”好让她能继续玩她那干燥得一点火就着的小把戏。有一次，一大块薄木片发出劈劈啪啪的响声，不过，木材仓库并未发生冲天大火而化为灰烬，也并未提供“朗富尔木工作坊损失惨重”这样的本地新闻。

    现在，图拉用双手取下假发，而我则必须躺到用刨花铺成的床上去。她用编织起来的被子盖在我身上。这床被子全是特别长的刨花，是伙计维施内夫斯基从长木料上刨下来的。我是病人，所以必须觉得自己是在生病。本来嘛，我做这种游戏，年龄显得太大了。可是图拉喜欢当医生，更何况有时候生病也给我带来乐趣。我沙哑着嗓子说：“大夫先生，我觉得自己病了。”

    “我不信。”

    “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