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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那个传说是真的话。从胡安湾的静寂和古代隐修士的岛屿的平静之中，走出了滑铁卢的喧嚣，它穿过大西洋，来到圣赫勒拿岛才消停。

    夜晚，身临被那些海员抛弃的海边，在两个社会的回忆之间，在一个已经消逝一个行将消逝的世界之间，我生出什么感受，大家可以想象出来。我怀着一种虔诚的难受心情，离开了那片沙滩，听任潮水起起落落，一次次漫过拿破仑最终垮台前的足迹，却不将它抹去。

    每个伟大时代终结的时候，都可听到某种怀念过去的悲泣，它吹响了“熄灯’’号：查理曼、圣路易、弗朗索瓦一世、亨利四世和路易十四驾崩的时代就是这样哀诉的。我目击了两三个王朝的覆亡，还有什么东西不能说呢？当人们像我这样，见过华盛顿与波拿巴这两个人物，在美国辛辛那提的犁铧与圣赫勒拿岛的陵墓后面，还有什么东西要看呢？我为什么要比我生活的时代和同代人活得更久呢？为什么不和同代人——一个衰朽种族的末代子孙一同倒下呢？为什么要独自在堆满死人的洞xue冥府寻找他们的遗骨呢？我没有勇气继续下去。咽！至少，我应该像非洲遇到的那些阿拉伯老人，无忧无虑，不cao空心！他们坐在一小块线毯上，翘起二郎腿，包着头帕，两眼望着蓝湛湛的天空，目光随着那沿着迦太基废墟飞翔的美丽的火烈鸟移动，就这样打发余生；波涛的轻声细语在给他们催眠，让他们依稀忘记自身的存在，轻轻哼起一首大海之歌：他们就要死去。

    一八三九年写于巴黎

    一八四五年二月二十二日修改

    世界的变化

    叙述了波拿巴和帝国，又来谈那些追随者，无异于从现实堕入虚空，从山顶掉进深渊。一切不是都随拿破仑完结了吗？难道我不应该谈谈别的事情？除了波拿巴，还有什么人能让大家感兴趣？在写了这样一个人之后，又能够写什么人，写什么事？但丁在阴曹地府遇见了大诗人，惟有他有权与他们合作。路易十八处在皇帝的地位，我们怎样称呼他？当我想到此刻我必须嘟嘟嚷嚷地提到一大群卑贱者的时候，我就变得脸红，我是这些人中的一份子；在一个舞台上，巨大的太阳殒落了，我们成了夜间活动的可疑角色。

    那些波拿巴主义者也变得僵化了。他们收紧四肢，身体挛缩；波拿巴一落气，灵魂便离开了新世界；赋予事物形与色的光亮一熄灭，这些事物也就消失了。在这部《回忆录》开篇部分，我只能谈论自己：人的个体孤独总是有某种优先权；接下来我被种种奇迹包围了：这些奇迹支持了我的声音；只不过此时不再有征服埃及，不再有马伦戈、奥斯特利茨和耶拿战役，不再有莫斯科撤退，不再有入侵法国，占领巴黎，也不再有厄尔巴岛的卷土重来，滑铁卢战役和圣赫勒拿岛的葬礼：那么有什么呢？有一些人像，惟有莫里哀的天才才能赋予喜剧庄严色彩的人像！

    在表现我们的卑微价值时，我紧扣住了自己的良心；我扪心自问，是否把自己排除在这个时代的萎琐之外，以便取得指责别人的权利；我内心相信我的名字是会出现在那些被抹去被消除的事物中间的。不，我坚信我们都会被消除的：首先，因为我们没有衣食来源，其次，因为我们生于斯死于斯的时代无法给我们提供衣食。一代代人不是伤残、衰弱就是傲慢，没有诚意，只是专心于他们所喜爱的虚无，不知道怎样使人不朽；更没有能力创造出一种名声；你们把耳朵紧贴在他们嘴巴上，却什么也听不到：死人内心发不出任何声音。

    然而有一件事却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我眼下进入的小社交圈子胜过一八三○年接替它的那个上流社会。比起一八三○年后形成的那个小人社会，我们都是巨人。

    复辟王朝至少给人提供了一个恢复尊严的立足点：在单独一个人，即那逝去之人耍过威风之后，所有人的尊严得到了恢复。如果说自由取代了专制，我们去掉了爬行的习惯，人类的天生权利已经家喻户晓，那我们就应该感谢复辟王朝。我正是为此才投入混战，以竭尽所能，在个人完结之时使人类复兴。

    来吧，继续完成我们的任务吧！抱怨着下来吧，一直下到我和我的同事这里。你们曾看到我身在梦境，你们将看到我置身于现实：假若兴趣消减，假若我倒下了，读者呵，那就请你们放公正一点；注意我涉及的题目。

    我生活中的一八一五、一八一六年——我被任命为法国贵族院议员——我在议会的开端——各种演说

    在皇上再次回国，波拿巴最终消失之后，内阁由德？奥特朗特公爵先生和德？塔莱朗亲王先生掌握，我被任命为卢瓦莱省选举团主席。一八一五年的选举使皇上获得了“无双”议院①。在奥尔良，所有的选票都投了我，这时却传来了召我去贵族院的命令。我的行政生涯刚刚开始，道路就突然一下变了：要是我被安排在选举院，那又会走一条什么路呢？如果顺利，那条路很可能通到内务部，而不是外交部。我的性情习惯更适合贵族院，尽管由于我的自由观点，一开始贵族院就对我怀有敌意。然而有一点是肯定的，我关于新闻自由的理论，以及反对外国奴役的态度，使贵族院大得人心。只要它容忍我的观点，就能享有这种名望。

    ①一八一五至一八一六年由极端保王分子组成的众议院。

    我在贵族院待了十五年，同僚们向我表示的惟一敬意，是我在到职时收下的：我被任命为一八一六年大会的四个秘书之一。拜伦勋爵在英国上院出现时，得到的礼遇不会比我多，于是他永远离开了那个地方：我本应该回我那偏僻住所的。

    我在议院讲坛发表的头篇演说，论述的是“法官的终身性”：我赞扬原则，却指责立即将之付诸实行的打算。在一八三○年的革命中，最忠实于革命的左派打算把终身性中止一段时间。

    一八一六年二月二十二日，德？黎塞留公爵给我们带来了王后的遗嘱；我登上讲坛，说：“为我们保存玛丽—安托瓦内特遗嘱的人，买下了蒙布瓦西埃田庄：作为审判路易十六的法官，他在那座田庄立了一块碑，纪念为路易十六辩护的人。他亲自在碑上刻了一段法文诗，颂扬德？马尔泽布尔先生。这种惊人的公正表明，在道德领域，一切都变了。

    “一八一六年三月十二日，贵族院辩论教士津贴问题。我说：那些可怜的乡村小神甫，将余生奉献给祭坛，你们却不肯给他们一点吃的，而对于让那么多人头落地的约瑟夫？勒邦，对于要为流亡贵族立一部法，简单得连一个孩子都可以把他们送上断头台的弗朗索瓦？夏博，对于在圣殿不肯接受路易十六的遗嘱，反而对不幸君主说‘我只负责引你去死’的雅克？卢，你们却发给津贴。”

    有人给贵族院带来一份有关选举的法案：我发言赞成全部改选众议院；可是只到一八二四年我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