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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教区遭劫

    去年十月，我飞快地写完了《回忆录》中关于本章节的小段引言；但我不能继续写下去了，因为手中有另一件事要办：这关系到我的《作品全集》③的结束工作。我的写作被打断了，先是大臣们诉讼一案④，后是圣日耳曼——奥塞尔教堂遭劫一事⑤。

    ③指《历史研究》的四卷、五卷、五卷乙和五卷丙，由拉德沃卡出版社出版。这四卷已于一八三一年出版发行。

    ④四个签署敕令的大臣被逮捕，人民群众声讨索要他们的脑袋。

    ⑤一八三一年四月十四日，保王党人为悼念贝里公爵遇难一周年，在圣日耳曼——奥塞尔教堂举行弥撒庆典仪式，人群冲进了该教堂。

    大臣们的诉讼案和巴黎的忐忑不安对我个人来说，算不了什么大事。在路易十六一案和造反分子暴动一事之后，有关审判和起义方面的一切都退居到次要地位了。在宣布审判结果期间，大臣们从樊尚赶到卢森堡监狱，然后又回到樊尚。一路上辗转反复，取道地狱街缓步向前。我在隐居地就听到了他们车子的滚动声。世事沧桑，难料啊！大臣们的辩护人依然力不从心，无人能从足够高的高度去看事物：律师在辩论中占着太多的优势。我的朋友波利尼亚克王子若选了我做他的副手，我会睁大眼睛仔细审视那些在法官面前立下的伪誓的。我会对他们吼道：“什么！你们胆敢审问我的当事人！是你们自己玷污了自己的誓言，却敢拿他丢失了自己的主子来给他定罪，而你们还以为自己在为主子效劳！你们自己是煽动者，是你们煽动他颁布敕令的！与你们审判的对象换一个位置吧，让被告来审判你们吧！如果我们要受审，也不是由你们来审判；如果我们有罪，那是对人民有罪，而不是你们！人民在审判厅里等待着你们呢！我们扛着自己的脑袋去见他们吧。”

    大臣诉讼案之后，随着来的是圣日耳曼一奥塞尔教堂里发生的丑闻。优秀得过分的保王党人有时很蠢，常常喜欢捉弄人，他们从来不考虑自己行动的后果，总以为只要在领带上系上高级勋章的授带，钮扣眼中插上一朵花就表示重新拥有合法王位的继承权，其实他们上演了一幕又一幕蹩脚的可悲闹剧。很明显，革命党人将有可能利用贝里公爵之死而滋事生非。然而，保王党人却无能阻止他们，甚至连一个用来维持秩序的机构，政府也没有建立一个。大祸临头了，教堂也遭到了洗劫。一个进步的伏尔泰派的药剂师①，胆大妄为，攻下了一三○○年前建成的教堂钟楼，而一座十字架是由九世纪末的野蛮人所推倒的①。

    ①指卡代——加西库尔(Cadet-Gassicourt一七六九—一八二一)，他在些文章中抨击过夏多布里昂和斯塔尔夫人。

    ①圣日耳曼一奥塞尔教堂原址上建立起来的第一座教堂，九世纪末被诺曼底人所毁。

    紧接着这位高明药剂师的突出事件是洗劫主教区、亵渎圣物以及在里昂出现过的辱没迎神仪式的队伍。就只缺刽子手和牺牲品了，但却不乏鸡胸驼背式的滑稽小丑、稀奇古怪的面具和狂欢节才有的花样百出的狂欢。十分荒唐的是，当塞纳河另一侧假装跑来营救的国民卫队在排队行进时，塞纳河这边亵渎圣物的游行队伍却畅行无阻。河对岸井然有序，河这边乱七八糟。后来有人说，当时一个很有见地的人在那里，看到塞纳河上漂浮着祭披和书本时觉得很奇怪，他说道：“遗憾啊！真该把主教扔进这河里去！”这话说得多深刻，因为，淹死主教的确是件逗人高兴的事儿，但含义深远，它道出了自由与光明向前迈出了一大步！而我们，作为历史的见证人，我们不得不对你们说，你们所看到的只不过是苍白和悲惨的仿制品。你们的革命天性未泯，然而力量却不够；你们只能在想象中成为罪犯；你们想干坏事，心里却缺乏勇气，臂膀也缺乏力量；你们耳闻目睹到杀戮，自己却无法下手。如果你们希望七月革命伟大，永远伟大，那么不能把卡代一加西库尔当做真正的英雄，马耶②才是理想的人物。

    ②漫画家们创造的典型人物形象，他属于巴黎小资产阶级，不信宗教，永不满足的爱国者。

    一八三一年四月于巴黎

    我的关于王朝复辟和选举君主制的小册子

    七月过后，我原以为会进入一方和平安宁的地带，然而现实与我原来的估计相差甚远。三位君主的垮台使我不得不向贵族议院作出解释，说明原因。国王们被放逐不允许我再三缄其口、沉默不语了。一方面，菲力普的各家报纸问我为什么拒绝为那场革命效劳，而那场革命的宗旨正是我曾大力捍卫、广为传播的。为了澄清事实和解释我个人的行为，我不得不开口讲话了。这里有一本今后也许会被遗失的记事本(《记王朝复辟与选举君主制》)①，我将继续用它作为我讲演的题材和我这个时代历史资料：

    ①这里记载着夏多布里昂论战的精华。

    去掉了现在，就只有一个在我坟墓之外的不确定的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不要让我的回忆无声无息。我不应该在我曾致力参与、天天受到人们辱骂、最后又在我的眼皮底下被放逐的复辟王朝一言不发了。在中世纪那多灾多难的年代里，人们信奉宗教，为了拯救民族，僧侣把自己关在塔楼里靠面包和清水守斋禁食。我同十二世纪的僧侣差不多了。透过赎罪监狱的天窗，我向过往的行人布讲最后的福音。瞧，这就是讲道的大致概要。在贵族议院的讲台上，在我最后的讲演里，我大声讲道：七月王朝处在绝对的天福里，或者处在特别法的保护下。它靠人民养活，而人民把它杀害了。没有天福，它将被自由毁灭；如果它攻击自由，便会自取灭亡。我们不难发现，为了人民的自由，用内战驱逐三个君主，又为反对这种自由而重新来一场革命，其实是白费劲。然而，怎么办呢？难道为了遏制作家，加大法官、法律的作用就行了吗？一个新政府只不过是个只能用布带拉着蹒珊学步的婴儿，我们的国家又回到了婴儿时期。这个在母亲的怀抱里吸足了胜利的血液的可怕婴儿，难道它不会撕破包裹它的襁褓吗？只有在过去深深扎稳了根的树墩才不致被新闻自由的风景所刮倒。

    听到这些夸张的日课经，爱丁堡①的流放者们似乎是人间最渺小的同伴了，而且他们无论在什么地方都不缺少。现在缺少的是过去，这不打紧！像以往各个世纪都不注重打好基础一样，愿新来的世纪能做得更好。我们的虚荣心无论怎样违背记忆，擦掉代表王室的百合花徽，取消贵族的头衔和符号，一切都无济于事。这个家族，半个世纪的继承者，它的隐退留下了一片广袤的空白，这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