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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控制王权。然而，所有显现出来的好的或坏的事实，都掌握在人民群众的手里。一项变更，当它不再是以大逆不道的形式出现时，当它是出自于人民群众的思想时，就不再是闻所未闻、显得格外特别了。法兰克人集体行使王权，然后他们把王权授与某些首领，这些首领然后又把王权授与某一个人，然后，这个唯一的首领为了他家族的利益，篡夺了王权。现在人们把世袭王权推向选举王权，从选举王权推向共和政体。这就是社会发展史，这就是在某种程度上政府从人民中来，又回到人民当中去。

    因此，我们不要以为七月的事业是多此一举，不要以为通过长子的权利来继承王位恢复王位继承权，也不要对我们说，七月革命会夭折。毫无疑问，德·奥尔良家族支系的根不会扎牢的；半个多世纪以来，流了那么多的血、经历了那么多的灾难、费去了那么多的才智，并不会是这样的结果的！七月，结果它不是带来法兰西的最终毁灭和所有民主的消亡，那么，它必将结出自然的果实：那就是民主。这果实也许会是苦涩的、流血的，但是，从国外移植过来的君主制，它决不会长在共和政体的茎上！

    因此，不要把这个偶然产生的国王和这次革命混同在一起；这场革命，像我们看到它发生的那样，它是与他的那些原则背道而驰的。它不像是个能成活的婴儿，因为它受到王权的惩罚。不过，这场革命，它也只能维持几年的时间，因为将要来的和将要过去的东西都将改变有待我们认识的许多东西。上了年纪的人都将死去，或再也看不到他们看过的事情；青少年达到了懂事年龄；新的一代将对老一代进行更新；医院里洗伤口的脏水流到大江里，只会弄脏伴随这些脏水沿江而下的水流，而大江的上游和下游的水流却保持着或重新变得清澈。

    原本自由的七月，产生了一个极不自由的君主，但是去掉他的王权的时刻即将到来，他将被迫接受已成为自然规律的变更；只有这样做，他才能生活在适应他的气质的环境里。

    共和党的错误，正统派的幻想，一个个都是可悲的，而且它们都超越了民主和王权：共和党认为暴力是成功的唯一手段，而正统派则认为只有回复到过去才是唯一的安全港。殊不知，有一个支配社会的道德准则，有一个高于个别合法性的普遍合法性；这个伟大的准则，这个伟大的合法性，就是人们享有自然的权利，这是由义务所规定的，因为是义务创造权利，而不是权利创造义务；欲念和罪恶使你们降到了奴隶阶层。普遍的合法性不会有任何障碍要克服，按照同一原则，如果它保存了个别合法性的话。

    另外，注意一下就足以让我们弄懂，我们古老王族的那不可思议而威严的力量：这个我已经说过了，我不会老去重复它的，一切王权将随着法国王权的灭亡而灭亡。

    事实上，在没有君主的时候，同时也就没有君主思想了；人们在自己的周围有的只是民主思想。我的年轻的国王将把世界上的君主制揽在他的怀里带走。就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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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我写这一切关于一八三○年革命在未来的岁月里会是什么时，我很难抵御那种要我从相反的方面推断的本能。我有这种本能是因为一八三○年的混乱使我不快；我不相信我自己，也许，我的认理不认人，帮理不帮亲过火了一点，也许我夸大了这三天未来的作用吧。然而，查理十世的垮台已经过去了十年了，英雄的七月不是傲然屹立吗？现在已是一八四O年十月初了，法国衰落到了何种地步！如果我能在法国政府的耻辱中尝到一丝欢乐，在维罗纳的代表会议上重新念一念我给坎宁先生的信，我会感到某种自豪的：当然，不是刚才在众议院会议上公布的那封信①。错误出在哪里？出在被选出的王子身上吗？还是大臣们的无能？或者还是由于其才智与骨气似乎已经耗尽的民族本身？我们的思想是进步的，难道是我们的道德观念在支持着它？一个有着十四个世纪历史的民族，由于一场意想不到的爆炸而结束了它漫长的生涯，走到了它的尽头，这不会奇怪的。如果您把这本《回忆录》继续读下去，您将会发现我认为最后的结果就是旧社会的完蛋，而且您会公正地看待在我们的各个不同历史时期一切我认为美好的东西的。

    ①一八四○年，东部问题差点引发了一场欧洲战争。年底，梯也尔和吉佐在这次会议上公布了他们在这次危机中与英国政府交换的信件。

    《杂记》，一八四○年十月三日于巴黎

    我的政治生涯结束了

    我的政治生涯就此结束了，我的这部只概述我的宫廷经历的《回忆录》也该就此搁笔了。三次灾难标志着我过去生活中的三个部分：在我的旅人和士兵生涯中，我目睹了路易十六的驾崩；在我的文学创作生涯结束时，波拿巴消失了；查理十世的垮台结束了我的政治生涯。

    我在文学创作中确立了一个革命的年代，同样，在政治上，我提出了代议制政府的原则②；我的外交通信，我想，它抵得上我的文学作品。也许两者皆不足观；不过，两者可等量齐观，这是肯定的。

    ②见第二卷，第447页。

    在法国，在贵族议院的讲坛上，在我的通信中，我施加了某种影响，使得德·瓦莱尔先生先是进了内阁，后来他成了我的政敌之后，又迫使他退出了内阁。这一切，您读了这部《回忆录》之后，就可以得到证实。

    在我的政治生涯中，西班牙战争是个重大事件。这次战争对我来说，在我的政治生涯中，恰如我在文学生涯中写《基督教真谛》。命运选择了我，让我承担了那次巨大的冒险；在复辟时代，它本可以调整世界迈向未来的步伐的。它让我摆脱了梦想，把我变成了事件的指挥者。在它的牌桌上，它让当时的两位首相，德·梅泰民亲王和坎宁先生成了我的对手，我战胜了他们。各国内阁中的严肃之士一致认为，他们在我身上看到的是一位政治家的风采。波拿巴在他们之前已经预见到了这点，尽管我的书他没看过。因此，我可以认为，在我身上，政治家和作家的能耐不相上下，这不是自我吹嘘。不过，我认为国务活动家的声誉一钱不值，正因为这样，我才指天画地，舌无留言。

    半岛事件的时候，如果不是一些目光短浅的人把我排斥在外，我们的命运就会改变，法国就会重新获得它的边界，欧洲的平衡就会重新建立，复辟就会大加增光，长久地存在下去，而我的外交工作也会在我国的历史上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在我的两种生涯之间，不同的只是它们的结果。我的文学生涯是圆满的，产生了它应该产生的一切，因为它只取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