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年严歌苓小说研究综述 (第2/4页)

其作品进行解读。如陈思和在《人性透视下的东方伦理》[11]一文赞扬严歌苓“你用你的笔尖锐地挑开了蒙在这两个故事上的友谊面纱，从中发现了人性的扭曲和丑陋。”再有《人的本性在血与火的洗礼下复活——〈金陵十三钗〉评析》[11]解读出一群妓女在战争中的大无畏牺牲精神，以及作品展现的人性多面性，褒扬了高尚的人性。《历史深处的人性闪光——再论严歌苓的移民小说》[12]发现严歌苓的小说不仅剖析华人移民，也关注所在国的白种居民，从更广泛意义上表现人性的复杂与微妙。此外，张勇的《现代性与人性的交战——读严歌苓的《第九位寡妇》》[13]通过分析作者刻画的极致人性，发现了小说中表现的现代性和人性之间的激烈冲突。

    由于海外华文文学创作的边缘性，不少研究者从文化认同，文化边缘的角度切入，如《文化错位与人性迷失——评严歌苓的长篇小说〈花儿与少年〉》[14]分析了严歌苓新移民小说对人性在异族语境下迷失和挣扎的刻画，对新移民“失语”状态和“文化边缘人”身份的忧虑和关切。《论严歌苓小说中人物的失语症》[15]着重剖析了小说人物在异国他乡出现的交流障碍，揭示出新移民面对异国语言和文化时的尴尬状态。朱立立的《边缘人生和历史症结——简评严歌苓〈海那边〉和〈人寰〉》[16]指出严歌苓小说的人物多是边缘人，不但具有“经济上，种族上乃至文化上的多重边缘性”甚至带着异乡人剪不断理还乱的历史症结，这是她的小说不同于大多数新移民小说的独到之处。《另一种海洋——略论美化女作家严歌苓的三篇小说》[17]也从文化认同的角度对严歌苓小说进行了阐释。

    还有研究者从童年视角切入，如《曲径通幽:一个时代的隐痛——从《白蛇》等作品看严歌苓对“文革”的另类反观》[18]从童年和女性视角对文革做另类反观。除此，《文化夹缝里的梦幻人生——严歌苓小说中的意象解读》[19]从剖析严歌苓小说中独特的审美意象入手，探讨了其小说的文化意蕴。《严歌苓小说的现代性》[20]则从三个方面分析了严歌苓小说的现代性。

    此外，还有一些研究文章侧重探讨严歌苓小说在艺术层面的开拓，它们大都从精神分析学、叙事学等方面进行探讨。

    对精神分析学和心理学的系统研读，使严歌苓对隐秘人性具有独到洞悉，并在她的小说中加艺术地表现。《异域生活的女性言说——严歌苓创作品格论》[21]一文对《海那边》中傻子泡的性本能被压抑终致杀人的悲剧分析；对《约会》、《红罗裙》、《屋有阁楼》里母、子、父、女之间逾越正常伦理感情的爱欲表现的解读；以及对《人寰》中以“Talkout”方式作为小说形式的阐释，是运用弗洛伊精神分析理论解读严歌苓小说的代表性研究。《女性隐秘情感的揭秘——严歌苓《人寰》精神分析学解析》[22]分析了“我”的“恋父情结”；以及在特殊年代里，人性遭到的压抑和力比多的冲动，及在超我作用下，人性本能的自我超越与升华，揭示出小说对女性内心隐秘情感的表达。《雌性·母性——严歌苓小说《扶桑》中的情结分析》[23]用原型理论解读《扶桑》，分析雌性、母性在人类学上的意义，以及与此相关的作者的创作动因。

    还有的研究者从叙事学的角度进行解读，这方面的文章有《扑朔迷离的现代性叙事——严歌苓小说叙事艺术初探》[24]通过对作品进行分析，总结出严歌苓叙事艺术现代性的主要特征，即善用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交错叙事，元叙事和拼贴式叙事。杨学民的《时间与叙事结构——严歌苓长篇小说叙事结构分析》[25]发现严歌苓的长篇小说惯以时间为结构要素，搭建形式与意味统一的叙事结构，以此实现小说文本的创新。此外，还有不少文章就作家的某一文本进行了叙事学上的探讨，如《严歌苓的叙事意识及其《扶桑》的叙事解读》[26]分析出多种人称的复合叙事和对历史化叙事的刻意追求，是《扶桑》的重要叙事视角。针对同一文本，陈涵平的《论〈扶桑〉的历史叙事》[27]则进一步阐释了“历史叙事”特征的具体表现：如多种人称的交替出现、元叙事的大量使用、跨时空内容的拼贴式比较等，并指出这种历史叙事的运用和严歌苓的移民经历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创作中就表现为通过对文学性的追求而获得最高的历史真实性。《换一种声音叙事——论严歌苓〈金陵十三钗〉的叙事艺术》[28]也对严歌苓小说的叙事艺术进行了解读。

    不少研究者从新历史主义的角度切入，如《解构、重构、再解构——〈扶桑〉反思华人移民史的三部曲》[29]梳理出小说“先是质疑与解构那些带有偏见和歧视的史书，然后以自己的经历和体验来想象和重构那段早已湮灭的历史，但最后又不得不解构自己重构的历史。”的写作思路，并指出小说对新历史主义的突破与局限。《一次虚妄的旅行——评〈扶桑〉的新历史主义特征》[30]同样关注了《扶桑》中新历史主义的运用，但阐释较为简单。此外，滕威在《怀想中国的方式——试析严歌苓旅美后小说创作》[31]运用身份批评的方式，对小说中“蕴含的虽然有犹疑但是已然内在化的对东方主义及父权制度的认同与妥协”表示忧虑，对海外华文文学的创作具有警示作用。

    从对上述文章的梳理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严歌苓小说研究中切入角度的不断变化和批评方法的多样化，正是在这样的多重解读中，我们看到了严歌苓小说内蕴的日益深厚与艺术的日渐多彩。

    （二）综合式分析和比较式研究的大拓展

    研究者对严歌苓出国前的小说大都是单篇解读，很少有将其与其他作家作品进行比较分析，或放在文学史的大背景中进行研究的。对其赴美后创作的研究，则不仅将其自身各时期的作品进行纵向比较，还将其作品与其他作家的作品进行横向的比较，有些研究还注意将其作品放在整个文学史的大语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