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年严歌苓小说研究综述 (第1/4页)

    近十年严歌苓小说研究综述

    丁婕

    摘要：美籍华人作家严歌苓的小说创作近年来日益受到海内外文学研究者的关注。对其小说创作的研究可以以严歌苓出国为界，大致分为出国前的小说研究和赴美后的小说研究。对其前一阶段创作的研究较少，且多为单篇解读。对其赴美后的小说，由于批评方法的多样性和切入角度的灵活性，再加上综合式分析和比较式研究的运用，在思想内蕴和艺术技巧研究方面都有了较大的深入和拓展。当然也还存在可待开掘之处…

    关键词：严歌苓；小说研究；综述

    出身书香世家的严歌苓29岁即加入中国作协，成为当时最年轻的专业作家之一，并接连创作了三部反映部队生活的长篇小说：《绿血》，《一个女兵的悄悄话》，《雌性的草地》。1989年，严歌苓赴美，创作了《少女小鱼》、《扶桑》、《第九个寡妇》等大量小说。与作家的创作相对应，对于严歌苓小说的研究也可分为两部分：出国前与出国后的小说研究。对其赴美后的小说，由于批评方法的多样性和切入角度的灵活性，再加上综合式分析和比较式研究的运用，在思想内蕴和艺术技巧研究方面都有了较大的深入和拓展。与之相比，研究者对其前一阶段创作的关注较少，且多为单篇解读。

    一、出国前严歌苓小说研究

    对于出国前（即上世纪80年代）严歌苓的小说创作，近十年的评论界并未予以较多关注。严歌苓的第一篇小说是1981年发表的《葱》，这是她的第一次学步，由于作品本身的不成熟，当时及现在都未引起重视。之后发表的短篇小说《腊姐》、《血缘》、《歌神和她的十二个月》、《芝麻官与芝麻事》，中篇小说《你跟我来，我给你水》，长篇小说《绿血》、《一个女兵的悄悄话》等也很少有人论及。只有《从个人化的体验出发指向时代的荒诞和人性的压抑》[1]一文指出严歌苓在长篇小说《一个女兵的悄悄话》中表现出强烈的个人化倾向，并简要分析了作家走上以揭示时代荒诞和人性压抑的创作道路的原因。文章注意到严歌苓小说不同于一般军事题材作品之处，并指出研究其早期作品对于理解她现今创作的意义，这对我们的研究具有启示作用。

    严歌苓赴美前创作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雌性的草地》是她非常看重的一部作品，她在小说自序中说，在那个年代“一切生命的‘性’都是理想准则的对立面。‘性’被消灭，生命才得以纯粹。”“写此书，我似乎为了伸张‘性’。”“人性，雌性，性爱都是不容被否定的。”[2]沿着作者的思路，王列耀在《女人的“牧”、“被牧”与“自牧”》[3]一文中着重挑出“雌性”这一关键词，条分缕析了严歌苓从男女性别差异出发，倡导以“自然意识”与曾经流行一时的“社会意识”相对抗“强调女人的生物性特征，如性欲、生育、母职等，用此来反衬虚幻的‘革命’的名义和虚幻的‘男女平等’的名义的荒诞。”但他进一步指出“‘她们’没有未来”——“有关母性无私神圣的赞歌，最终还是带来了让人失望的结果；最终还是要在各种‘名义’与‘权力’面前碰得粉碎。”是对作品中理想化倾向的异议。

    另外，严歌苓对这部作品的结构进行了大胆而成功的探索。“在故事正叙中，将情绪的特别叙述肢解下来，再用电影的特写镜头，把这段情绪若干倍放大、夸张，使不断向前发展的故事总给你一些惊心动魄的停顿，这些停顿是你的眼睛和感觉受到比故事本身强烈许多的刺激。”[4]但目前似乎尚无此方面的研究成果。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永远留在草原上的那抹“黄”与“红”——浅谈《雌性的草地》中小点儿与沈红霞的“性与欲望”》[5]一文，巧妙的提炼出作者用“颜色和物的象征，赋予了丰富的象征意蕴，那是她们对性的渴望，对爱情的执著与纯真。”并指出“黄色的向日葵是小点儿欲望的阴柔之美，鲜红的红马是沈红霞一生灼烧的激情，追求的爱情。”令人耳目一新。

    二、赴美后严歌苓小说研究

    （一）批评方法的多样化和切入角度的灵活性

    1989年，严歌苓赴美攻读文学写作硕士，吸收了西方文艺复兴以来对“人”的价值观透视和现代文艺理论，其作品在思想意蕴和艺术技巧方面都有了很大提高，评论界也争相采用新的批评方法对她的创作加以评论。主要围绕长篇小说《扶桑》，《人寰》，《第九个寡妇》和几部重要的短篇《白蛇》，《金陵十三钗》等展开。如《碣石潇湘无限路——浅析严格苓短篇小说的女性世界》[6]采用女性主义批评方法，对严歌苓短篇小说中的女性进行了典型分析，但这只是对于作品中女性形象的解读，未深入到文本更深层。《从神女到女神:扶桑与葡萄形象分析》[7]探讨了扶桑和王葡萄两个底层女子身上的女儿性、母性如何转化为神性，以及她们如何完成从神女到女神的蜕变，表达了作家强烈的女性/母性意识。而《论严歌苓的“母性”叙事》[8]更明确指出“在严歌苓这两部关于女性命运的小说（《第九个寡妇》、《一个女人的史诗》）当中，母性、人性与‘女性’之间并没有潜在的冲突。…母性是女性所特有的品格和力量，却又掩盖了女性生命体验中所要面对的其他问题。”比前述文章更进一步，深入到女性研究的深处。此外，李仕芬的《男性叙述下的女性传奇──读严歌苓《倒淌河》》[9]集中讨论了作者如何通过男主角何夏的叙述，突出阿尕这个女性角色。“在《倒淌河》中，严歌苓亦可说用了‘性别置换’的叙述方式来‘提高作者对女性价值的弘扬的可信度’。”阐释视角独特。而《“母性”他者与东方“镜像”》[29]一文借用拉康的镜像理论作为分析起点，剖析了《扶桑》中男女主人公之间的感情纠葛，与东方作为西方在塑造和认证自我过程中的“他者”之间既定模式在种族和性别上的双重颠覆结构。

    对人性的深入体认是严歌苓小说一贯的追求，不少研究者从人性的角度切入，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