尾声最后的回忆 (第1/9页)

    尾声 最后的回忆

    六月中旬。天气闷热；城里简直没法待：尘土飞扬，石灰遍地，到处在翻盖房屋，到处是guntang的石头，蒸发出来的各种怪味污染了空气…但是听，啊，多开心呀！什么地方响起了雷声；渐渐地，天上彤云密布；起风了，风过处，大街上下，尘土飞扬，向前飞旋。几滴很大的雨点重重地落在地面上，紧接着，整个天空都好像裂开了，城市上空，瓢泼大雨翻江倒海似的奔流而下。过了半小时，又出太阳了，我推开我那陋室的窗户，贪婪地，敞开我那疲惫的胸怀，吸进了一口新鲜空气。我在一片迷醉中，本来已经想掷下我那支秃笔，抛开一切工作，也抛开那个老板，上瓦西里岛去找我的那几位故旧。虽然这对我的诱惑力很大，但是我还是压下了内心的冲动，重新玩命地伏案写作：无论如何也要写完！老板有令，否则不给钱。那儿在等我，但是到晚上我就自由了，像风一样彻底自由了，这两天两夜我写了三个半印张①，今晚将是对我的犒劳。

    好啦，这篇东西终于写完啦；我掷下笔，站了起来，感到腰痛、胸痛，头昏脑胀。我知道，这时候我的神经已经极度衰弱，我仿佛听见给我看病的那位老大夫最近对我说过的话：“不，任何健康的身体都经不住这样折腾，因为这是办不到的！”不过这暂时总算办到了！我的头晕晕乎乎；我差点都站不住了，但是快乐，无边的快乐充满了我的心。我的中篇小说总算写完了，我虽然欠了老板很多钱，但是现在看到战利品已经到手，总该多少给我点钱吧――哪怕就五十卢布呢，我已经很久没有看见自己手里有过这么一大笔钱了。自由和金钱！…我兴高采烈地抓起礼帽，挟起手稿，飞也似的跑了出去，想趁我那最最亲爱的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①还在家的时候碰上他。

    ①旧俄及现在俄罗斯的稿费计酬单位，一印张约合五万印刷符号。

    我碰到他的时候，他正要出门。他也刚刚做完一笔虽非文学买卖，但也是一笔十分有利可图的买卖，他跟一个黑脸的犹太佬在他的书房里连续坐了两个小时后，终于把他送走了。他客客气气地向我伸出了手，同时用他那又柔软又好听的男低音问候了我的健康。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人，不是开玩笑，我对他非常感激。他在文学界终其身不过是个做买卖的老板――他又有什么过错呢？他明白，搞文学就得有搞出版的老板，而且这道理他明白得很及时，他理应受到尊敬，为此也理应享受荣耀――自然，我说的是买卖人的荣耀。

    他笑容可掬地听到我的小说写完了，这样，下期杂志的主要栏目就有了保障，他感到很惊讶，我怎么会如期完稿的，他说这话时又说了几句让人听了非常受用的俏皮话。然后他便走到他那口铁皮箱子前，给了我他答应的五十卢布，同时又递给我一本对我持敌对态度的厚厚的杂志，指了指批评栏里的一篇文章，那里有两句话提到我最近发表的一部中篇小说。

    我一看：文章署名“文抄公”该文既没有骂我，也没有捧我，因此我十分满意。但是“文抄公”又云。我的作品总有“一股汗臭”这就是说，我写这些东西时流了很多汗，出了许多力，改来改去，让人觉得恶心②。

    我跟我那位出书老板哈哈大笑。我告诉他，我的上一部中篇是用两夜时间写成的。而现在又花了两天两夜写了三个半印张――如果这位曾经指责我写小说太费劲，也太慢的“文钞公”知道此事后，不知作何感想③。

    “话又说回来，伊万彼得罗维奇，这也要怪您自己。干吗一拖再拖，非得连夜写作才行呢？”

    ①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出版商兼杂志编辑A.A.克拉耶夫斯基（一八一一―一八八九），他以不择手段地剥削作家着称。陀思妥耶夫斯基曾说他“一辈子都不把文学事业当作一种事业，而是看成一种买卖”

    ②此处影射俄国批评家德鲁日宁（一八二四-一八六四）发表在《现代人》杂志上的《外地读者来信》，文章未署名，信中提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中篇小说《涅陀契卡涅兹凡诺娃》，并说作者的小说写得“很吃力”“有一股汗臭”某些修饰和加工也是“多余的”

    ③陀思妥耶夫斯基由于急需钱用和受到出版商的催逼，文稿期很紧，因此写作很匆忙。

    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当然是一位非常可爱的人，虽然他有个与众不同的弱点――一总爱在他自己也疑心对他知之甚深的人面前夸耀自己的文学见解。但是我并不想同他讨论文学问题，我拿到钱后便拿起帽子。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要上岛区①自己的别墅去，他听说我要去瓦西里岛，便主动提出用他的车送我。

    “我新买了一辆马车；您没看见？漂亮极了。”

    我们下楼走到大门口。这马车的确非常漂亮，因此，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在拥有这辆马车之初感到异常得意，甚至感到一种内心的需要，非让朋友们坐坐他的马车，随路送送他们不可。

    在马车里，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又几次谈起当代文学。在我面前，他是不以为耻的，竟泰然自若地拾人牙慧，把最近他从某些文学家那里的听来的的各种见解鹦鹉学舌地重复一遍，他对这些文学家是信任的，对他们的见解他也是尊重的。然而，有时候，他也会尊重一些奇谈怪论。有时候，他也常常把别人的意见弄错，或者张冠李戴，用得不是地方，结果胡说八道一气，贻笑大方。我坐着，默默地听着他说话，有些人的嗜好居然如此广泛和千奇百怪，不由得使我感到惊讶。“就拿这个人说吧，”我暗自寻思“这人拼命挣钱；还嫌不够，他还要名气，文坛上的名气，一个好的出版商和批评家的名气！”

    而眼下他极力向我详细说明一种文学思想，这想法是他大约三天前从我那里听去的，当时，也就是三天前，他曾经反对过这个看法，曾经跟我争论过，可现在他却攫为己有，当成他自己的想法了。但是这样的健忘症在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是屡见不鲜的，因此在他所有的熟人和朋友中间，他的这一无伤大雅的弱点也就尽人皆知了。他现在坐在自己的马车里高谈阔论，是何等惬意，何等志得意满，又何等悠闲自在啊！他谈的是文坛上的学术问题，甚至他那文绉绉的男低音也显出一副学者气派。渐渐地，他又犯起了自由主义的毛病，转而采取一种天真的怀疑态度，说什么在我们文学界，进而至于无论在什么界，任何时候和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