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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老师的文章，这老师在文章中说草木无辜，樱花多情，还说在文章中吹虚自己在日本求学时的一些不知真假的经历来证明“日本人民伟大的友谊”开口闭口谈历史，谈着眼未来，谈武大樱花的经济效益，把日本、自己、武汉大学的领导们逐一拍了一遍，就这样一篇狗屎般臭不可闻的文章，竟然在副刊发表了。据说报社还要给他开专栏，我们的教授和报纸还有什么希望？

    二

    我所在的报纸叫《江城快报》（注：武汉并无此份报纸，一切皆为小说故。）在整个九十年代末期，武汉的报刊市场竞争越来越烈，最先搞自主发行的《楚天都市报》一骑绝尘，专以发布市民爱看的小道消息很快号称发行超过50万份、100万份，成为武汉乃至整个中国的报刊业的一个奇迹，若单以发行量计，当得上一流大报了。

    武汉的报刊竞争主要集中在两大报业集团之间，其一为湖北日报报业集团，其二为长江日报报业集团。报纸之间的竞争表面上是发行量的竞争，实质则是对广告客商的竞争上，因此落实我们这些小记者头上的竞争说白了就是能否挖出独家新闻的竞争。上大学的时候，还觉得自己将来肯定会是一个不得了人物，但等到我毕业时，却发现满大街的大学生们都成了发传单的——捧着简历四处散发。幸好我凭借读大学时发的几篇豆腐块文章有幸来到了《江城早报》成了一名记者。

    但做记者做久了就会发现所谓的“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纯粹是蒙少不更事的青年学子们。新闻实质上是在为经济服务的，因此多为报纸挣来巨额的广告才是上上之策。

    我到报社不久，作为师兄的徐亮请我喝酒，这小子早我两年毕业，稿子没几篇见报，却似乎在报社混得人模狗样的。地点在就在吉庆街，其时，武汉市著名女作家池莉写吉庆街的小说《生活秀》还未发表，吉庆街还不是那样的名扬天下。也就是附近一帮下岗后无所事事又需要生存的一帮庸俗市民们趁晚上城管下班在街边搞的一些夜市摊子，而后又形成扎堆效应，每到入夜，此处便一片嘈杂，喝酒划拳、炒菜油锅、打架斗殴、讨价还价、啤酒迸裂，声声震街闹巷；街痞混混、妓女嫖客、小贩小偷、偷情男女、红眼赌徒，人人红光满面。总之三教九流不一而足，世俗而市侩。然而就是这样的吉庆街的夜市才是这座庸俗的城市最佳的缩影。人人都可以掏出十来块钱，切一根精武鸭的脖子、开一瓶行呤阁的啤酒，再来一盘盐水花生，慢慢地可以喝到半夜；也可以摆上一大桌，与四五朋友光着膀子扯开嗓子整到天明。此时此地的你是无忧的，你的人生就是那一杯冰啤酒——虽平淡却也清爽！

    我有些恍惚，在江的对面武昌城中，我也曾和高启、肖水生、曾继来、李鸣他们一起在中华路在武大门前的八一路上也这样喝过。戴着眼镜的徐亮跟一个世外高手似的找了一张满了污物的桌子坐下，用筷子使劲敲着桌子对老板吼道来一盘凉拦毛豆、四根鸭脖子、一盘烧大肠再加四瓶啤酒。正说完，一个卖花的小女孩怯生生地走过来说先生卖一枝花吧。

    徐亮哄苍蝇般地说去去，一边去。卖花女孩也执著得如同一只苍蝇，绕出半米远又贴了上来。我一时心软说多少钱一枝。脏兮兮的小女孩马上跑到我跟前说5元一枝，帅哥买几枝吧，送给女朋友。

    我说我没有女朋友怎么办呢？小女孩竟然说，你不送花当然不会有了，送了就会有的。

    我哈哈大笑，认为她的话很有哲理。人类的至理总是在最简单的人民中间！

    徐亮冷笑地看着我掏出十元钱卖买了2枝花。不一会儿，竟然跑来五个卖花小女孩如同狂热的粉丝把我当成她们的偶像明星一般围在当中，而先前的那个女孩竟然也在其中，她们看起来顶多只有十来岁。她们都说先生行行好吧，我们还没有吃饭呢。徐亮一直冷笑地看着我狼狈不堪，看我实在是招架不了才站起来大声吼道：都他们的滚到一边去。又对老板说，你还想不想让我们吃饭了？

    夜市摊的胖老板这才出马用手中炒菜的勺子一挥，仿佛在空中炒一道美妙的菜，这帮卖花小女孩才依依不舍地放开我，又去寻找别的对象去了。先前卖花给我的那个女孩子在走前还回头向我狡猾地眨眨眼。

    徐亮这才说，边峰同学，因为是同门师兄弟，今天才来给上一课的，你需要吗？

    我说当然需要了，多谢师兄指点迷津。

    徐亮说那好，今天的单你卖了。

    我啊一声，有些发呆，不是说好了他请我喝酒的吗。

    这就是上课的内容一部分。在得到我肯定的回答后，徐亮得意地说，一般情况下我是不会给别人上课的，你要知道我刚来的时候我花了多少钱请别人喝酒才取得真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