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连批风抹月四十年：叶盛兰往事 (第3/9页)

好，那是表演，在做戏。在台下，因为高度近视，熟人、同事从身边过，他因为分辨不出而未打招呼，无形中得罪了人。后经朋友劝导，他才配了眼镜。这样，得罪人的事就没有再发生了。

    一次，齐崧先生在上海飞达西餐厅吃午茶，巧遇叶盛兰。飞达当时是上海有名的饮茶胜地，也是文人荟萃之所，和天津的起士林差不多。每至下午四点左右，宾客常满，仕女如云，后至者须站班等候。叶盛兰正陪着两位小姐，看见齐崧便起身过来招呼。齐崧遂问他住在哪里，是否和三哥（盛章）在一起。

    叶盛兰答：“我没有一定的落脚的地方，有约最好是到‘黄金’后台见面。”

    见他说话时略带忸怩之色，心里明白的齐崧自不多问。望望那边的女士，齐又问：“那两位小姐是新交还是旧友？”

    叶笑着说：“我们刚认识不久。”

    “听说你的女朋友多得很呢，每天换一个都来不及，可有此话？”

    叶盛兰红了脸，笑答：“七爷（即齐崧），怎么您也会开玩笑了。每天我连吃饭睡觉的时候都没有，哪儿还有空儿交女朋友呀！”

    齐崧拍拍他的肩膀，说：“你少认识几个，就有工夫吃饭睡觉了。”

    总之，成名于三四十年代的叶盛兰也是吃喝玩乐的内行。在这方面，像他这样的新生代和上一代艺人有所不同。上一代名伶多少秉承了古代名士寄情花木、把玩金石、收藏书画古董等雅癖。而他们这一代，则以一半正经、一半玩赏的态度对待生活中的一切了。除了打牌、下烟馆，他们还穿洋服，喝咖啡，近女色，去舞厅，骑大马，牵洋狗，抽雪茄。这种“资产阶级情调”和市民文化的洋场特征也叫随势而变吧！因那个时候，正是中国社会的殖民化时期。他们非但不讳言物质欲望，且极能适应现代物质文化之潮流。上海小报说“叶盛兰是台下台下，都有名角风度”其实不单是他，很多的公子、阔少、文人、名伶都以这样的方式生活，台上风流，台下也风流。某些颓唐行为当然为正人君子所不齿，但在世俗社会里仍视为正常，而并非堕落。只要你接触的艺人多了，就会知道：在其放狼形骸的内里，也有着传统道德的支撑。

    记得2006年画家陈逸飞猝死，网上及传媒刊出一些指责其“追逐金钱、更换女友、贪图享受”的文章和帖子。接着，我很快读到陈丹青撰写的追忆这位昔日之友的长文。陈丹青态度温和，行文平缓，一改以往骁野凌厉、头角峥嵘的风格，字里行间充溢着对人性与自由的深刻理解和向往。他说（大意）：对陈逸飞的侧目与非难，一方面是少见多怪；另一方面则事属当然。因为那些所谓的指责对一个功名既就的艺术家而言，实在是司空见惯。出入衣香鬓影，偕从三教九流，一生至死，便是“公开展示的存在”这段话针对的是21世纪的名流，我想，它同样也适用于二十世纪的名伶。但他们无论怎么个风流玩法，即使一掷千金，也不是公款消费。

    叶盛兰二十二岁时，名成业就，经父母主张结婚，夫人刘氏，家中经营钟表。夫妻情笃，生二女二男。人谓“盛兰少年得志，妻财子禄四者皆备。”命运向他露出笑脸，过上这样的好日子，所以，他曾对朋友说：“我以为今后的前途没有什么坎坷了。”

    梨园行重的是情分，讲的是义气。这情义二字，基本上是属于个人道德行为的范畴，但同时它又是支撑戏班得以运转的江湖规则。在社会部件失灵的特殊时刻，江湖规则似乎更保险，也更让人信得过。叶盛兰很懂得情分，很讲义气。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叶氏三兄弟（盛章、盛兰、盛长）到上海，在中国大戏院演出。按老板的“惯例”规定：戏班每月要演三期，每期十二天，演够三十六场才能拿到一个月的包银。这等于是在演足三十个晚场后，另加六场义务戏。事情已经很不合理了，戏院老板还得寸进尺，处心积虑地克扣主演以外的配角演员、乐师，以及其他舞台工作人员的收入。戏院供应的饭费也从三元降到二元。

    叶盛兰火了，他对三哥盛章说：“这样可不成！人家（指戏班同行）跟咱们哥儿俩出来，指望着省吃俭用攒出几个钱儿来给家里人买点东西回去。他们这样一来，大伙儿还能剩什么钱？咱们一定得找经理分争分争（即理论理论之意，北京土话），不能让大家吃亏。”说罢，他就拉着三哥叶盛章找到经理，当面提出要把伙食费恢复到三元。

    经理不答应，叶盛兰急了，冲着他说：“经理，我叶盛兰不能让大家伙儿跟着我受罪。他们都拉家带口的，出门在外，就更为不易。您不能光顾赚钱，不管我们！如果您不涨饭钱，那就对不起了，从今儿起，回戏（由于特殊情况或事故等原因，剧场临时停止演出，谓之回戏）！”

    见叶盛兰真气了，经理便软下来，说：“四爷，您别发火，咱慢慢商量。”

    叶盛兰说：“好，能商量就成。还是那句话，每人每天三块钱饭钱，少了不成。您不是怕赔钱吗？那好说，只要我和三哥多演几出拿手戏，管保您赔不了。”

    有了这句话，经理乐了，说：“好，好，就按四爷说的办。”

    义气，这叫够义气。难怪从前的同行都佩服叶四爷，说他某些地方很像梅（兰芳）老板。

    据我所知，他的老师程继先过世后，叶盛兰每月必送生活费给师母，一直到为这位老人送终为止。人如浮尘，游弋世间。因有了情义，才聚聚依依、温温和和的，也才有了人性。

    1948年的年底，北京陷入了围城。物价飞涨，人心浮动，戏也就不好唱了。前途难测，艺人们的情绪非常低落。大家凑在一起，常以打牌消磨时间，或麻将，或扑克。那时的钞票就跟废纸差不多。手里还有几个钱，他们的赌注就改成用“黄（黄金）、白（银元）、绿（美元）”轮流在各家玩，其中，也有叶家。

    1948年12月13日，这天下午，李少春、赵荣琛一同骑自行车到叶盛兰家打牌。吃过晚饭接着打，到了11点多钟，突然一声巨响，惊天动地，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