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海上奇人录 (第3/5页)

《第一炉香》，他便一直惦记着怎么能约到这位海上文坛新起之秀的文章，想过要托罗兰庵主人周瘦鹃介绍认识，却又觉得冒昧。不想天遂人愿，那一天，张爱玲竟主动登门了。

    正是七月流火的天气，蝉在树枝叶杈间疾声嘶鸣，暴躁的坏脾气地一声接着一声，震得人耳朵发木。张爱玲穿着一袭色泽淡雅的丝质碎花旗袍，像一缕清凉的风，吹开那暑气，将一卷《心经》手稿及亲绘的插图交给他手中——

    “出版《万象》的中央书店，在福州路昼锦里附近的一个小弄堂里，一座双开间石库门住宅，楼下是店堂，《万象》编辑室设在楼上厢房里，隔着一道门，就是老板平襟亚夫妇的卧室。好在编辑室里除了我就只有一位助手杨幼生，不至扰乱东家的安静。旧上海的文化，相当一部分就是这类屋檐下产生的。而我就在这间家庭式的厢房里，荣幸地接见了这位初露锋芒的女作家…会见和谈话很简短，却很愉快。谈的什么，已很难回忆，但我当时的心情，至今清清楚楚，那就是喜出望外。虽然是初见，我对她并不陌生…”（柯灵：《遥寄张爱玲》）

    所谓“一见如故”无疑正是形容柯先生这番感慨的最恰当不过的一个词了。

    彼时的柯灵刚刚34岁，风流才子正当年，见了张爱玲这样清新尊贵的奇女子，有没有一点仰慕之心，不得而知——若是全然没有，也好像不大合乎人情的。他后来在《遥寄张爱玲》中说：“我自己忝为作家，如果也拥有一位读者——哪怕只是一位，这样对待我的作品，我也就心满意足了。”——他同时也是鲁迅、巴金、钱钟书的热心读者，且和傅雷更是数十年的挚交，他可没有在悼念文章中这样地写过他们。

    张爱玲先后在《万象》上发表了小说《心经》、《琉璃瓦》、《连环套》（未完成），散文《到底是上海人》，都是由柯灵经手。

    1943年年底，她编了一出戏《走！走到楼上去！》，也是先拿给柯灵看，请他提意见。柯灵觉得结构太散漫了，末一幕完全不能用。她十分感激，一次一次地改。

    后来，《万象》老板平襟亚想要出版张爱玲的小说集《传奇》，她又是向柯灵询问意见。“张爱玲在写作上很快登上灿烂的高峰，同时转眼间红遍上海。这使我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因为环境特殊，清浊难分，很犯不着在万牲园里跳交际舞。——那时卖力地为她鼓掌拉场子的，就很有些背景不干不净的报章杂志，兴趣不在文学而在于替自己撑场面。上海沦陷后，文学界还有少数可尊敬的前辈滞留隐居，他们大都欣喜地发现了张爱玲，而张爱玲本人自然无从察觉这一点。郑振铎隐姓埋名，典衣节食，正肆力于抢购祖国典籍，用个人有限的力量，挽救‘史流他邦，文归海外’的大劫。他要我劝说张爱玲，不要到处发表作品，并具体建议：她写了文章，可以交给开明书店保存，由开明付给稿费，等河清海晏再印行。那时开明编辑方面的负责人叶圣陶已举家西迁重庆，夏彝尊和章锡琛老板留守上海，店里延揽了一批文化界耆宿，名为编辑，实际在那里韬光养晦，躲雨避风。王统照、王伯祥、周予同、徐调孚、周振甫、顾均正诸位，就都是的。可是我对张爱玲不便交浅言深，过于冒昧。也是事有凑巧，不久我接到她的来信，据说平襟亚愿意给她出一本小说集，承她信赖，向我征询意见。上海出版界过去有一种‘一折八扣’的书，专门翻印古籍和通俗小说之类，质量低劣，只是靠低价倾销取胜，中央书店即以此起家。我顺水推舟，给张爱玲寄了一份店里的书目，供她参阅，说明如果是我，宁愿婉谢垂青。我恳切陈词：以她的才华，不愁不见于世，希望她静待时机，不要急于求成。她的回信很坦率，说她的主张是‘趁热打铁’。她第一部创作随即诞生了，那就是《传奇》初版本，出版者是《杂志》社。我有点暗自失悔：早知如此，倒不如成全了中央书店。”

    ——郑振铎固然是好意，然而对于当时的张爱玲来说，一则没有能力“举家西迁”二则尚不够资格“韬光养晦”不过是个文坛新秀，若非“趁热打铁”真不知道要等到何时才能“河清海晏”？何况，若不是张爱玲的锋芒毕露“红遍上海”又何来文学界前辈的“欣喜地发现”呢？“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从来都是见仁见智的。

    事实上，河清海晏之后，张爱玲惟一能做的便是离开，但不知道算不算“史流他邦，文归海外”

    但是张爱玲毕竟是领了柯灵的好意。后来为了“腰斩《连环套》”与“一千元灰钿”的事，她与《万象》闹得很不愉快，然而同柯灵的友谊却保持了下来。

    1944年秋，张爱玲将《倾城之恋》改编为舞台剧本，柯灵提供了不少意见，又为之居间奔走，将她引荐给大中剧团的主持人周剑云（战前是明星影片公司的三巨头之一）。在餐馆里见面。张爱玲穿着“一袭拟古式齐膝的夹袄，超级的宽身大袖，水红绸子，用特别宽的黑缎镶边，右襟下有一朵舒卷的云头——或许是如意。长袍短套，罩在旗袍外面。”如此奇光异彩，连见多识广的周剑云在她面前也不禁显得拘谨。

    柯灵写：“张爱玲显赫的文名和外表，大概给了他深刻的印象。”而给他自己的印象呢，想必是更加深刻吧？所以事隔三十年后还记得。

    无论他承认与否，他后来的写作风格受到张爱玲的影响甚深，且不说他在《遥寄张爱玲》一文开头便是“不见张爱玲三十年了”然后长篇大论地引了《金锁记》关于月亮的文字；便是他写自己的回忆录，《文字生涯第一步》，一开篇也是“生活很像连环套，常常一环一环地互相牵引着”“连环套”一词显见由张爱玲而来，那件“腰斩”的往事给他的印象太深了…

    《倾城之恋》上演后，张爱玲为了答谢柯灵，送了他一段宝蓝色的绸袍料。柯灵拿来做了皮袍面子，穿在身上很显眼，柯灵夫人陈国蓉回忆：“这块衣料的颜色呢，是个宝蓝的，真是的，又不是藏青，也不是深蓝，是个宝蓝的，鲜艳得不得了。他做了个皮袍子穿在身上，可滑稽了，但是他因为是张爱玲送给他的，穿着也很高兴。”

    柯灵穿着这鲜艳的皮袍子到处走，导演桑弧看见了，用上海话取笑说：“赤刮剌新的末。”

    桑弧是张爱玲所识上海奇人中的又一个重要角色——但这是后话。

    3

    苏青是在20世纪40年代中期，与张爱玲被誉为“上海文坛上最负盛誉的女作家”、“目前最红的两位女作家”

    然而苏青的成名，还早在张爱玲之前，以长篇小说《结婚十年》和散文集《浣锦集》声名鹊起。尤其《结婚十年》，出版之际，文坛哗然，毁誉参半，半年内再版九次，大有洛阳纸贵之势，而她也从此得了个“大胆女作家”的头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