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海上奇人录 (第2/5页)

罗兰》的一份厚礼，是锦上添花，更是雪中送炭。

    他简直要等不得地马上再见到张爱玲，当面告诉她这个好消息。

    可是一直等了一个星期，她才再次登门——大概是以为他要抽时间看完她的小说，怎么也要至少等一个星期之后吧——当他告诉她《紫罗兰》复活的消息，并说决定把这两炉香在《紫罗兰》上发表时，她十分高兴，再次说：“我母亲，还有我姑姑，从前都是您的读者，一直都有看《紫罗兰》，还有《半月》、《紫兰花片》。当时母亲刚从法国学画回国，为您的小说流了不少眼泪呢。”

    听她再次谈起母亲，周瘦鹃也只有礼貌地问：“令堂…也在上海么？”

    “她前些年去了新加坡，先还通信，可是从前年十二月八号太平洋战争后就再没消息了，前不久听见人说，好像是去了印度，也不知真假。”

    张爱玲的脸上又流露出那种惯常的忧戚彷徨之色，她的生命中，永远围绕着这样茫茫的威胁，无论阳光照在哪里，伞下的阴影总之一路跟着她，躲也躲不开。

    然而《紫罗兰》复刊以及周先生愿意发表自己的小说这件事，怎样说来也是生活中的一缕阳光吧，至少也是窗外的阳光，便走不进去，也是看到了那一片太阳金。

    这天回到家里，张爱玲眉飞色舞地向姑姑说起谒见周先生的过程，言语间难禁得意之色。

    张茂渊也笑了：“被人夸两句，便这么高兴？”想一想又说“周先生是名人呢，肯这样对你，也的确难得，该好好谢谢人家的——请他来家喝顿茶可好？我也借你的光，见见我从前的偶像——真是看了他不少文章呢。”

    “请他来家里？”爱玲一愣“不知道人家答应不答应。”

    “答不答应，问问不就知道了。礼多人不怪，就是不答应，也是我们一片心意，至少人家知道你心里是感激的。”

    “也是。”爱玲心动起来。

    她想起八岁时，mama第一次从国外回来，很喜欢看小报，看鸳鸯蝴蝶派的旧小说。那时《小说月报》上正登着老舍的《二马》，杂志每月寄到了，黄逸梵坐在抽水马桶上看，一面笑，一面读出来，她也靠在门框上笑。

    ——直到现在她也还是喜欢《二马》，喜欢着mama的喜欢，喜欢着听mama读杂志的那喜悦的记忆。虽然老舍后来的《离婚》和《火车》全比《二马》好得多，但她仍是执著于最初的喜欢。

    周瘦鹃的《恨不相逢未嫁时》、《此恨绵绵无绝期》，也是那个时候接触到的。

    还有父亲，也是喜欢章回小说的…

    姑姑的话仿佛把尘封的记忆搅动了起来，搅得满天烟雾，温馨而陈旧的烟雾。

    她的心柔柔地酸酸地牵动。

    说做便做，当晚便又匆匆跑去周家，郑重其事地邀请周老师及师母“光临寒舍”——“想请老师参加我们举办的一个小小茶会。”

    见她这般热情稚气，周先生倒笑起来，一口应承说：“好呀，不过不是今天，等《紫罗兰》创刊号出版，我拿样版去瞧你，就不算空手上门了——省得办礼。”

    果然隔了不久，周瘦鹃便拿着《紫罗兰》的样本亲自登门了——夫人因为家中有事，未能同来。

    说是“茶会”其实只有他一位客人，主人倒有两个，就是张茂渊和张爱玲姑侄俩。茶是牛酪红茶，点是甜咸俱备的西点，精美洁致，连同茶杯与点碟也都是十分精美的，可见主人的用心与重视。

    牛酪红茶，当然是用西式茶杯茶碟，可以想象雪白瓷碗里，血红茶汁上浮着白而轻的奶酪，一点点化开，如云雾缭绕，那是一种心境。

    周瘦鹃且清楚地记得，张爱玲的客厅亦是洁而精的，壁上挂着照片，爱玲指着其中一张说：“这就是我母亲。”孺慕之情溢于言表。

    因为她是这样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到母亲，周瘦鹃也不禁认真地将照片看了又看，那是一位丰容盛髻的太太，轮廓分明，有点像外国人。他看得出，面前这位天才少女对母亲的爱是一种近乎宗教般的崇拜，并且深受影响。

    他们谈文学，也谈园艺，张爱玲拿出《二十世纪》上自己写的那篇《中国的生活与服装》请老师指教，羞涩地说：“插图是我自己画的。”

    周瘦鹃不禁惊讶，赞道：“原来你的英文这样好，美术也好，画笔很生动。”

    爱玲嘻嘻地笑了，完全是个得了老师夸奖的好学生。

    ——毕竟只是23岁的女孩子。

    23岁，是一个女孩子最好的时光，是一朵花开在盛时，喝饱了水与阳光，刚刚脱去局促与羞缩，而又未来得及沾染半分尘埃与雾气，开得兴兴头头，香得清纯正大，仿佛整个世界都是她的。

    2

    23岁的张爱玲，年轻，飞扬，才思如涌，盛名如花，虽然早已深谙世事沉浮，人情沧桑，却还不谙爱情的苦。怀抱着无数关于爱与理想的美梦，期待地走过生命的每一个转角，小心地打开各式镶金嵌玉的潘朵拉匣子，不知道自己会遇到什么，看到什么——寿怡红群芳开夜宴，轮到黛玉抽签，心里暗暗祈祷：不知道还有什么好的留给我？是“只恐夜深花睡去”还是“开到荼蘼花事了”？是“竹篱茅舍自甘心”还是“日边红杏倚云栽”？

    她那样毫无准备地红了起来，一红冲天，不可收拾，便如同她笔下的杜鹃花“那灼灼的红色，一路摧枯拉朽烧下山坡子去了”从墙里烧到墙外，烧红了孤岛的天空。

    上海文坛的1943、1944两年被称为“张爱玲年”《第一炉香》连载未完，她的才情已经引起了整个上海滩的注意；《第二炉香》的发表，更是鲜花着锦，烈火烹油；接着是《茉莉香片》，是《心经》，是《倾城之恋》、《琉璃瓦》、《封锁》、《金锁记》，都是这样的奇思构想，异香扑面；《到底是上海人》、《洋人看京戏及其他》、《更衣记》、《公寓生活记趣》、《道路以目》、《必也正名乎》，又都是这样的清新醒目，鞭辟入里，不能不叫人一则以喜，一则以惊：这横空出世的女子太像一个传奇了！

    而这期间，她也阴差阳错地先后认识了许多个堪称“传奇”的人物——周瘦鹃自然是第一位；柯灵是第二位。

    柯灵原名高季琳，是鲁迅的同乡，浙江绍兴人，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跟随老师来上海办报，在南阳桥杀牛公司附近租了间旧式弄堂房子的前楼，在报摊上订了《申报》和《新闻报》做资料，联系了一家印刷厂，一个报贩的小头目，就此开张，办了份《时事周刊》，只出了五六期就太太平平地寿终正寝，连一点泡沫也不曾泛起，然而柯灵却就此走入了办报人的行列。

    初见张爱玲那年，他刚接手著名报人陈蝶衣成为《万象》杂志的主编。自看到《紫罗兰》上张爱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