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第6/8页)

破房门。明天一早她送刘荃出去，也不怕楼梯口有人握着手槍躲在阴影里等候着，但是也难说，有时候狗急跳墙，把人逼到真正无法下台的时候，是什么也干得出来的。她喜欢危险的气氛，它使她身上每一根神经都苏醒了过来。刘荃这小傻子也实在是可爱。而且她知道，对于他，她是开天辟地以来第一个女人，至少是第一个裸体女人。她做了他的夏娃。

    此后刘荃没有再去找她。他告诉自己这仅只是一个偶然发生的事件，如同汽车肇事。但是事实上他无时无刻不想到她。不一定想到她这人，而是单纯作为一个女人的rou体。他对自己这种心理觉得惊讶、羞惭，但是也拿自己没有办法。

    戈珊曾经打电话给他，说她搬了家，把她的新地址告诉了他，他也没有打算去。但是有一天终于还是去了。

    戈珊在一家白俄咖啡馆背后赁了一间房间住着，那白色的房子后面架着个小楼梯，绿漆铁阑干，水泥梯级，一直通到她房门口，所以也可以说是独门独户。大概她也就是图它进出方便。

    房间是阴暗而不整洁的，苍绿的粉墙，椅背上与床阑干上永远挂满了衣物。到处是污秽的玻璃杯，一撮撮的烟灰。阳光蒙蒙地从紫红布的窗帘里透进来。在那薄明中，这一切是有一种浪漫气息的。

    刘荃每次抽空溜来一遍，永远是在上午或是午后两三点钟。戈珊这样干报馆工作的人是以昼作夜的，他来的时候她总是从床上爬起来，睡眼惺忪来开门。他走的时候她又在酣睡着。他觉得他只生活在她的梦境中。

    一天到晚昏天黑地的鬼混着。想到黄绢的时候，他觉得说不出来的惭愧，但是心里的矛盾太多了，不愿意想到的事情也太多。也就像“蚤多不痒，债多不愁”一样，日子也就这么过下来了。

    这一天下午，他为了一点公事，到楼上赵楚的办公室里去，在房门上敲了两下。里面一只摇头电扇嗡嗡响着，他仿佛里面叫他进去，只是被风扇的声音盖没了。

    他把门一堆，却怔住了，看见赵楚与周玉宝夫妇俩郑重地握手。这赵楚生就一张赤红的长方脸，粗浓的眉毛，也说得上一貌堂堂，他微微躬着身，放出那最诚恳最热烈的笑容向他太太望去，玉宝也nongnong地堆出一脸笑容，眼睛里射出愉快的光辉，两人紧紧地握着手，一上一下用力摇撼着。

    刘荃急忙把房门轻而缓地掩上，没关上之前，听见玉宝在说“再来一遍。”

    “来，拥抱一下，”赵楚说。

    刘荃知道他们演习的是俄罗斯式的拥抱，很快地把两边面颊各吻一下，这是现在通行的国际友人间的仪节，讲究的是抱得要紧，吻得要快。难处就在谁先吻谁，不经预先约定，而又一味要快、快、快，很容易双方的动作起冲突，撞痛了脸和鼻子。在宾客众多的大场面里，大家蜂拥而上，一连换上一二十个人，都是刮辣松脆左颊一个响吻，右颊一个响吻，把头左一转右一转，真要转昏了。的确需要事先下一番苦功练习。刘荃并且听见说，中共最重视的就是酬应苏联友人的礼节，一点都错不得。中级以下的干部，稍有一点失仪的地方，当场就会吓得魂不附体，知道要受最严厉的处分。就连赵楚这样有军功的人也不是例外。想必他们夫妇总是要赴什么重要宴会，所以在这里私下演礼。

    刘荃捏着一把汗走下楼去，心里想幸而没有被他们发觉。如果知道被他看见了，不一定马上当面发作，但是总有办法收拾他的。他回到自己的办公室里，没有一会工夫，忽然有个通讯员来叫他。

    “周同志请你上去一趟。”

    刘荃不觉皱眉，心里想到底还是被她发现了。他惴惴地走上楼去，来到玉宝的办公室里，她却是一个人在那里，此外还有一个裁缝。玉宝这一向常常叫裁缝来做旗袍，在举行晚会的时候穿，特别是有国际友人在座的场所，这也是最近一般政府首要的爱人间的一种风气。这裁缝是苏州人，和玉宝言语不通，所以总是把刘荃叫上来当翻译，刘荃勉强可以说几句上海话。这一类的差使总是落在他头上，张励还因此取笑过他，屡次说：“上司太太这样离不了你，你小心，上司要吃醋了。”

    “上司倒不一定吃醋，”刘荃心里想：“同事倒吃醋了。”

    这一天他看见那裁缝在那里，方才放下心来。裁缝送衣裳来，他那大白包袱里还包着些别的主顾的衣服，内中有一件织锦缎旗袍，被玉宝看中了，叫刘荃问他这衣料什么地方有得买。

    那裁缝身材矮小，一张柿子脸，又是黄橙橙的横宽的“铜盆柿”？脸上永远是一种微带讽刺性的微笑，穿著一身旧绸衫裤，背剪着双手站在那里。“这种花样外面没有的，”他酸溜溜地微笑着说：“毛主席太太在杭州一家厂家定织了一件。一共两丈料子，剪剩下来还够做两件，这是此地一个银行经理太太买到了一件。”

    刘荃觉得替他照翻不大妥当，但是玉宝一味追问，刘荃只得把他的话复述了一遍，又说：“这话毫无根据。可能是个那主顾吹牛。”

    玉宝却说：“听说北京她们是穿得非常讲究。应该的嘛──一天到晚有国际友人请客应酬，不然气派不够。现在人民生活改善了，大家穿得好些也是应当的，上级应当起带头作用。”

    她把那件旗袍摊了开来，仔细翻来覆去看着。“国际友人尤其赞成织锦缎，”她说。

    这是件黑缎子上面织出小小的金色花瓶，隔得不远不近，八四平八稳一只只一寸来高的金瓶。空处穿插着一些金色云头，与短短的金色飘带，排列得很扳滞。但是就连刘荃这样外行的人看来，也觉得确是花样别致，似乎从来没有看见过。那裁缝的话大概是可信的。

    裁缝早已把玉宝新做出来的那件花绸旗衫拣了出来，放在沙发上。

    “好，好，你们都出去，我试衣服，”玉宝说。

    她撵他们出去，那裁缝却先忙着把那件名贵的织锦缎袍子折叠起来，收到包袱里，把包袱一扎，提在手里匆匆地往外走。

    “干吗带出去？这么一会儿工夫，搁在我屋里不放心呀？”玉宝生气地嚷了起来。

    那裁缝也确是怕她要拿着穿一穿试试，他尴尬地苦笑着，喃喃地连声说“哪里哪里，”把一个柿子脸撮得像个柿饼似的，灰暗而有深的皱折。

    刘荃乘她那一撵，早已走得无影无踪了。

    黑色的背景上，小金瓶的图案…他常常想起它。

    其实毛主席的爱人在杭州定织几件衣料，又算得了什么，究竟他们并没有像满清的皇帝制定一个“江南织造”的官衔，专司供应御用衣料。他们这并不算怎样豪奢的享受，不过他想到他们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