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后记 (第9/13页)

顾右盼，搔首弄姿，语气又很轻浮，听起来就像是在说梦话。我们很想打击她一下，使她回到现实中来，险些儿将她哥哥来到此地终又回去的事情说出了口。可她话头很快一转，说她明年八月就可出去，到那时，她的儿子就将上小学一年级了，九月一日那一天，她将送她儿子上学，第一天上学，总是要mama送的。她眼睛里有了泪光，使我们的话到了嘴边又咽了下去。这一回，她沈默了稍长的时间，我们就问起那华亭路的商贩。她说那人五十多岁，对她很好，对她儿子也很好，时常给她钱，衣服，对她说，不要去和小青年搞，搞也感情来就没意思了。她很怀念地又低了低头，紧接着又左右顾盼起来。她好像很容易就进入角色，并且很胜任似的。她的话很多也很碎，打也打不断，眉飞色舞的，将她过去，眼下，以及将来的情景都描绘得很有色彩。这时我忽然很想证实一下，她是否真有一个台湾叔叔，思索了一下应怎么问起，这时她开始谈到出国的事情，说曾有人邀她出国，被她婉拒了，现在却又有点动心。我就说你自己家里是不是有亲戚在海外呢？她说，听她父亲曾经说过，她有一个叔叔，是在国民党部队开汽车的，解放前夕，去了台湾。这时候，我们感到很难将她哥哥的话告诉她了，无论她是多么令我们讨厌，是多么矫揉造作，想入非非，可一旦要是知道，她的哥哥、儿子，还有台湾叔叔已经来到大墙外面却又返回，她的角色意识再强烈也抵挡不住这打击的。不知会闹出什么样的事来，弄得不好收场。在这里，自伤与他伤的暴烈事故时有发生，我们无权再制造一件。倘若为了我们追求戏剧效果性的行为，队长们却要承担其严重的后果，那实是很轻薄的举动。我们什么也没有说，就离开了仓库。

    劳教们很狡猾，避重就轻，总是能够绕过重要的事实去说别的。但从她们的谈话中，却也不时传达出一些资讯，使我们窥见到她们的那一个世界。比如，当她们面对男人的那种要求时，她们常常说：人家这样恳求，怎么好意思呢？还比如，那华亭路的商贩，劝那女孩不要和小青年搞“搞出感情就没意思了”在她们的世界里，道德与价值的观念、法则是与我们这个世界里，由书刊、报纸及学校里的教育所代表的法则、观念不相同的。她们生活在一个公认的合法的世界之外，她们是如何抵达彼处的呢？

    这一天就这样过去了。

    日子过得有些快了，白茅岭的印象似在渐渐陈旧，采访有些大同小异，千篇一律，对明天不再抱有好奇心，有些得过且过。早晨与傍晚，客车走在途中，窗外的风景也已漠然，低矮的茶林一望无际，显得荒凉，柏树总是孤独地一株两株，久久停留在视线中。在无雨而乾燥的日子里，尘土便烟雾般地涌起，挡住了后窗。汽车在雨后乾涸了的车辙上颠簸，摇摇晃晃。一九五三年的时候，第一批干警和第一批犯人来到此地时，这是一片什么样的情景呢！据说有野狼出没，在夜晚里长声嚎叫，召唤着迷路的狼崽。明月当空。孩子们又在齐声吼叫：谢谢叔叔，小学校到了。孩子们转眼间消失在一片树丛后面，他们长大了做什么？做第三代干警吗？

    星期一的早晨，队部又呈现出繁忙的景象。干部们商量，要送那位严管的女孩去宣城精神病院研究所作鉴定，这是通过一位学校老师的哥哥联络的联系。那女孩在严管其间依然如旧，严管对她没有明显的效果。干部们说：如真有精神病，马上放她回去，如不是，就好好地收拾她，提起她，人们气就不打一处来，她挫伤了管教干部的权威感和自尊心。

    在我们情绪低落兴味索然的这一天里，很幸运地遇到了那个气质最高贵的劳教，她使我们保持了美好的观念，她的不卑不亢的气度，她的自尊与自爱，她直到如今尚具有的健全的人性，正常的情感，使我们之间能够进行一场至今为止最为平等和诚恳的谈话。由于她的这一切素质都是历经了这一切而保持的，因此，她的稳定和坚强给我们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使我们选择她来作采访对象的原因，是她出生于一个军队干部共产党员的家庭，她的案情是在深圳卖yin。曾有一次，她的父亲，一名老共产党员，带了她的长期姘居的情人，一位在深圳开办公司的香港人，路途迢迢地来到枫树林看她，这是一个意外的情节。她经过我们的窗口然后才走进房门，至今还记得她挺拔的身姿从窗前掠过的情景，那天早晨的太阳又特别清新。她穿了一件湖蓝色的确凉短袖衬衫，一条蓝色的线裤，脚下是一双浅黄色有网眼的浅帮平跟鞋，这双鞋能使我们想象她在沿海的新型城市里如何光华照人地出场。她有一米七十二三的身高，模特儿型的，坐相很端正，神态凝重而安静。她使我们静止了有一分钟或者一分半锺，觉得以往的所有问题对于她都将是不够尊重的，也将损害我们自己的形象，她是众多的劳教中唯一一个使我们想起并注意到我们自己形象的。这不是普通的女人的魅力。开始她垂着眼睛，后来她抬起眼睛笑了，说：有什么问题你们问好了。我们不由也笑了，气氛这才轻松了一些。不久我们将发现，在这场谈话中，她其实是处于主动的地位。她这是第二次劳教，第一次是在上海妇女教养所。对于上一次的处理，她是不服的，她说：哪一个女孩子谈恋爱是谈一次就成的呢？这次我服的——她说。她服的是什么？她又错在哪里呢？她说话很含蓄也很得体，头脑清楚，使我们不好穷加追究。她说她中学毕业在某个单位工作，厂里有个中年人，是个画家，因是右派而被下放做工人，受到人们的歧视。而她总是待他很好，并且在大庭广众之下，也不回避对他的好感，比如医疗室看病时，让座位给他。然后她就和他成了好朋友，他还教他画画，——我们想起黑板报上的题图，问是不是她画的，她说：是的。渐渐，就有了议论，她无视这种议论，依然与他接近。提起他时，她依然充满了温存的心情，她怀恋地说：假如不是遇见了他，我的生活也许就和大多数女孩一样，结婚，再生个小孩…他对她的影响究竟是什么样的？他使她走的是什么样的另一条生活道路？这条生活道路带给她的是幸还是不幸呢？当她结束第一次教养，回到单位，人事干部劈头就是一顿训斥，这使她无法忍受。正好有个前一年去深圳工作的朋友写信邀她去玩，她便去了一日，她发现深圳是个适合她生存的地方，朋友又帮她在一家公司里找到了工作，于是她便回上海办理辞职手续，人们问她找到什么好工作了，她只说是去做水产生意。然后她就飞到了深圳，在那里就遇到了那个香港人，她们公司的老板。你在那里做什么呢？我们问。她说，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