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彭尸纪 (第5/7页)

全家，也请了陆啸钊，以及陈彦增、郭文华等人。事后我没有回请他们，我想起二十四年前我和彭明敏两人日夜相处的往事，对今天这种"恭而有礼"式的宴饮，实在觉得不自在。

    两次饭局后，我和彭明敏又恢复了不相往来的状态。谢聪敏偶尔与我联络，我多次请他侧面影响影响彭明敏。谢聪敏说："李敖啊，老彭已经被海外那些新贵们包围啦，连我都讲不进去，也不敢讲话啦！"我笑说："就是皇帝，也是打到天下后，才清除功臣、不纳忠言呀！怎么还没打到天下，只回台湾得意几天就忘形起来了，连老朋友都冷淡了？这样笨，还搞什么政治？"谢聪敏说："老彭就是那样，我又有什么办法？"

    一九九四年八月二十二日，我看到彭明敏发表的《写在（台湾自救宣言）三十周年前夕》、又在头一天收到谢聪敏电传来的感言和电话、又看到报上他们的照片和庆祝活动，我忍不住在八月二十七日写了一封信，我严肃指出：

    …你们三十年前的宣言，明明争的重点是自由民主，自由民主解决了，一中一台根本不是问题。你们的运动，其实是争自由争民主的运动。这个运动成功了，台湾变成了如国民党牛皮所说的"自由民主的灯塔"，不愁大陆不在内外压力下向光明认同，一旦大陆也跟你学习，成了自由民主的国家，是分是合都不是问题。如今若不在自由民主运动上定性定位，还在一中一台上落墨着眼，是舍本逐未、是以虚幻的海市蜃楼代替务实的自救功夫。－自由民主运动和一中一台好梦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层次，但一实一虚，不可不弄清楚。你们既在三十年前做了先知，你们就有责任在三十年后矫正导向，能为三十年后的台湾导出正确的方向，才不愧为先知，才是你们的伟大…

    我又写道：

    彭老师文中指出"危险而无理智的中国情结"是错误的，这话反面解释，"安全而理智的台湾情结"，自是可行的。不过，依我的先知水平，（别忘了我也是先知！）我始终看不出来一中一台有可行性，一中一台论者三十年来，从未提出任何论证（理智的论证）证明如何达成一中一台、如何抵抗大陆，让他们放开黑手，让台湾去一台。有起码常识的人都能清楚知道大陆绝对有"犯台"的能力、都能清楚知道美国人不可靠，何况通达世情、通达国际大势的国际法权威彭老师及其门徒？虽然如此通达，却还高唱一中一台－只有空头主张、全无具体办法的一中一台，这不是好梦又是什么？这种一厢情愿（wishfulthinking）的思考模式，施之于贩夫走卒匹夫匹妇，犹可说也；施之于台湾人的先知，不可说也！

    什么是一厢情愿？凡是提不出具体办法的号召，都属之。

    彭老师大作指摘"当局"不肯"以台湾名义重新申请加入联合国"，试问一旦彭老师成了"当局"，你能如愿以偿加入吗？

    加入联合国，"共匪"不亡，绝无可能，这是起码常识，彭老师太清楚了、太清楚了。别人可以一厢情愿打如意算盘以意yin联合国（其模式，与国民党意yin大陆——"反攻大陆"完全如出一辙），但是，彭老师怎可如此？这种"危险而无理智"，泛滥成灾，遂有"总统直选"等见诸彭老师大作，总统直选会带来独裁穹混乱，这也是政治学常识，别人争权夺利可以这样儿戏，前台大政治系主任怎可如此？

    彭老师说"台湾当局数年来一些政策确在沿着我们曾经提倡的大方向进行着"，只是太慢。但是，纵太慢，也似有进境，可是，二十年后的王位先知本人呢？）十年来的进境又在哪卫？难道进境只在"总统直选"一类么？易卜生（Ibsen）一八八二年写《人民公敌》（AnEnemyofthePeople），写那当时饱受打击的先知，后来易卜生自道，说当人民在十年后脚步跟卜先知的时候，光知自己又超出了人民十年。彭老师啊、聪敏啊、廷朝啊，你们超出的，又在哪里？

    三十年前，你们是先知；三十年后，你们跟他们当然有不同，但不同又有多少？当人民跟先知人云亦云，先知堕入魔道自说自话的时候，这就未免太对不起当年的自己了。

    最后我说：

    你们是我共患难的朋友，素知我为人，我可以容忍朋友的无情，但不容忍朋友的大错误－大是大非上的错误。因此，虽然我与彭老师渐行渐远、与廷朝形同隔世，我仍忍不住要写这封信向你们进言。天下能被彭老师虚心受言的人，恐怕也不多了，我敢说我是最后的一位。印度诗人说感谢光明但别忘了在黑暗中执灯的朋友。－我久历人间冷暖，我从黑暗中来，也将回归黑暗而去，我不奢求别人的感谢，但不希望与我同行过的老朋友在光明中目为之眩。该说的话，总归还是不免一说。先"自救"方足以言"台湾自救"你们三位先知，三十年后难道全无"自救"之处吗？我真的不信啊！

    信发出后，彭明敏、魏廷朝全无回音，理都不理；谢聪敏来电话，大意说老彭说政治是要夺权的，你李敖谈那么多是非干嘛！我说知识分子不谈是非只搞权力，是你们最大的堕落，我真为大家悲哀。

    这封信写了我最后的劝告－三十年后最后的劝告，我知道彭明敏是执迷不悟了。他永远不再是三十年前还有灵光、清气与理想的"脱俗"彭明敏了。

    谈起我这封信的三位收件人，我认为谢聪敏最识大体，他在牢里诬攀李敖是台独，为人卑鄙，但出狱后，在彭明敏等台独分子恩将仇报，在海外发行攻击李敖杂志之际，曾挺身而出，写文点破："就李敖和台湾人的关系来说，我认为台湾人欠他的比他欠台湾人的更多。"这是谢聪敏的公道处，他在诚惶诚恐中，仍不忘仗义执言；至于魏廷朝，他和我私交极深，我不在家的时候，他可以替我看家，可见我对他的信任。

    以他跟我的深交，在牢里诬攀我是台独，我想他内疚最深。他出狱后只和叶菊兰、谢聪敏来看过我一次，从此形同隔世，三年五载，才见上一面，吃一顿饭，不过有重要的事，他还是认为非李敖莫办，我的回忆录出版后，他还来找我写一封信给台大法学院院长许介鳞检举台大弊案，并说这是许介鳞的意思。我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