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第1/9页)

    第八章

    1

    二十多年没穿过这条胡同了。

    变化不是很大。

    夹道的槐树似乎也并没有变粗。想来是童年时我人细，那时的槐树望去便觉很粗。现在我人粗了，槐树虽已增加许多年轮，我望去感觉上却持平。不过槐树是更高了。两边枝叶的密合度更稠了，阳光透过槐树的绿冠丝丝缕缕地泻下来，自行车响着清脆的铃声从身后驶来又擦身而过，白发苍苍的老大妈提着菜篮缓缓地迎面而来。谁家院门边，把门的槐树枝桠上吊着鸟笼，鸟主人——一位干瘦的老大爷坐在小竹椅上，不是仰靠椅背而是直腰垂头地打着瞌睡，椅子边搁着一只沏好花茶的、缠着玻璃丝套子的果酱瓶…

    我似乎又回到了三十多年前的童年时代。

    不过我不愿意回忆。回忆是个讨厌的东西。我爱一位朋友，他的名字叫忘却。忘却长得很丑，是个麻子，但麻子其实就是个筛子，他能帮我们恰到好处地筛下那些不必记忆的东西，只留下甜蜜、自豪与无所谓。人不嫌友丑。我拥抱筛子。

    …渐渐走拢胡同口，忽然发现一些赤膊男子在施工，一位不赤膊的男子似乎在指挥他们，或者在训斥他们，而三三两两的路人或胡同里的邻居在一旁观望。我走近一看，看出是在修一个存放小轿车的车库，不消说，那是一座新翻修过的小院的组成部分。

    我也站住围观，顺便问身边一位老大爷：“哪位首长的宅子？”

    “首长？”老大爷白了我一眼，告诉我说。“首长没有自个儿来监工的！是甘木匠的老七，搞个体大发了，烧包儿，摆谱哩！”

    甘七？

    对，甘木匠，他生了一大堆子女，不仅有甘七，那以后还有甘八、甘九…

    我仔细端详那甘七，吃了一惊，活脱脱就是当年的甘木匠啊！只是，当年的甘木匠不曾穿过他那样的T恤；我不由得走上前去，我看出那T恤胸袋上有带双叶的花朵商标。啊，那是法国的大名牌“梦特娇”倘非水货，那么起码值数百元人民币；他腰上的皮带，金灿灿的金属带头上有兔头标志，那是美国的大名牌“花花公子”看来当然是正宗货，那就也起码值二三百元人民币…

    甘七见我朝他走近，拧着眉毛，警惕地望着我。我则友好地朝他打招呼：“小七！”

    甘七退了一步，斜眼上下打量我，问：“你哪位？”

    “我当年也住这胡同，咱们两家是邻居啊！你那时候还小，我也不大…我小学时候跟你大姐是同班同学…”

    “我大姐？”甘七仍旧很不放心地盯着我，他似乎并不存在过什么大姐。他完全是质问的口吻：“什么大姐？她叫什么？…”

    “你大姐不是叫甘福云么？”我热切地说“那时候她净背着你抱着你，你怎么忘了？”

    我期待着他那僵硬的面容软融下来，企盼着他眼中漾出记忆的波环，乃至泛出晶莹的泪花，然而，显然他同那位名叫忘却的朋友关系更瓷，忘却给予他的筛子上简直全是碗大的筛孔，他简直想不起谁曾经有过甘福云这样一个名字…

    我在甘七和周围人们诧异的目光中突然抽身离去，我快步走出那条胡同，后悔自己不该一时兴起重新去穿过它那幽长的身躯。然而，我那忘却朋友却突然细密了他的筛网，使我心上有些不算沉重也不算粗大的记忆，滚动在筛网上却怎么也跌落不下，毛毛碜碜的好生难过…

    2

    整个50年代，我家都住在那条胡同的35号大院里。那时候，35号大院是部里的几大宿舍院落之一。

    那是很大的一所院落。估计在晚清的时候筑成，并非贵族的宅院，所以院门并不堂皇，里面也不按皇家厘定的格局建造。据传是一位富商的私宅，原籍江南，所以除了垂花门以内的四合院，以及围绕那内四合院的若干小偏院和代替院墙的浅进身房舍外，靠东边一大片还有仿江南样式的不算太小的花园，花园里原有太湖石堆砌的小山、月洞门、之形走廊和小轩舍；又据说日本鬼子占据北京时，宅主逃往南方，这院落成为了日本占领军的一所特务机构，因而到我们住进去时，院内的装饰性建筑和花木已被破坏得所剩无多，那花园部分尤其已失去原有光彩，稍能令人有愉快感的，只剩月洞门和一株极大的马樱花树。那马樱花树盛夏时如一柄巨伞，投下大片的阴凉，并且开出一茬又一茬芬芳的马樱花来。开败的马樱花落到地上，并不即刻枯萎，拾起来凑成一把，搁到鼻子底下用那丝状花瓣摩擦鼻孔，可以使你接连打出好些个很香的喷嚏来。

    那时部里没有冗员，住进宿舍大院的职工个个生龙活虎，各司其职，不过都是拉家带口的，单身职工另有宿舍，不入此院。那时候似乎并无房荒的问题，那宿舍大院有好几年都并未住满，对入住的职工，总务处大概也有什么级别给什么待遇的某些规定，但大家似乎都采取了够住就行的入住原则，因为刚从供给制转换为薪金制，本来并不多的房租，对一些家里人口多、负担重的职工来说，便成了须精打细算、尽量节省的一项开支。因此，出现了这样一种当今北京人难以理解的现象：本来可以住三间或四间房的家庭，他自己却只要一间或两间房住，为的是少付房租。

    我父亲算是解放前与地下党合作的进步职员，解放后从重庆调到北京这个国家机关得到信任和重用，父亲当时也不过40出头，已是行政十一级的副局级干部，但我们当时兄弟姐妹五人除大哥已参军、二哥已在东北工作外，其余三人都仍在上学，所以父亲没要总务处安排的内四合院中的五间北房，而主动要了月洞门中原作书房用的三间西房，那时候不讲究什么家具摆设，别说组合柜、沙发没有，记得我阿姐新缝出一件布拉吉，想照镜子看看效果，都是跑到内四合院别人家，借人家大立柜的穿衣镜去满足那简单的欲望的。当然，50年代中期后，我家总算添置了从旧货店买来的大立柜和旧沙发，那是后话。

    我家住的那个月洞门里的花园小院，马樱花树的那边，有两间比较低矮的房舍，原是阔人家抚琴清心的小小轩舍，部里作了宿舍用后，将破败的轩舍翻盖成了两间水泥瓦顶的小小平房。那时候，部里的木匠师傅甘大全便自愿选择了那两间平房作为他家的居室。当时，他和老婆以外，已生有七个子女，但他同我父母一样，觉得自己选择的房舍足够一家之用，并且房租上也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