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第5/7页)

量。再一个原因是那时候师范学院总招不满，而师范专科学校的中文科，就更不得不从理工科中因cao行评语不好而被淘汰掉的考生中，再找补回一些考分确实很高身体又健康的来填补空缺…

    黎曙霞给你和胥保罗填写的加盖了学校印鉴的cao行评语，就这样决定了你们一生中后来的走向。不知当她填写那评语时是冷笑着露出了粉红的牙龈，还是严肃得鼻子皮起皱。

    …上师范学院后你同胥保罗，以及其他中学时代的同学都不再来往。后来你到一所中学当了语文教师。你渐渐从教师这平凡的岗位上获得了生活的动力和内心的满足，后来你不仅适应而且喜欢上了这一职业…到“文革”的前一年，讲究实现“革命化”有一回你所在的那所位于南城的中学组织教师们到位于北郊的一所中学去“取经”因为那所中学的“革命化”搞得好，有关部门号召同行业都去参观学习…在那所中学别开生面的经验展示会上，忽然钻出一队青年教师，高唱他们自编的革命歌曲，而在一旁用手风琴伴奏的那位，你好生面熟，定睛一认，不是别人，便是胥保罗！

    歌一唱完，你立即走过去招呼他：“保罗！”

    他笑吟吟地过来同你紧紧握手，但纠正你说：“叫我保红！保卫红色江山！保证一颗红心！别再叫我保罗，那是宗教味儿的洋名字，腐朽！落后！…”

    胥保红？你总觉得别扭，你就不再叫名字，只叫他胥老师。胥老师问到你的情况，头一句话就是：“入党了吗？”你在中学教书时倒是终于入了团。但，入党，那还没有想过，难道…你便问：“你入党了吗？”

    他满面红光地对你说：“快了！”

    你很吃惊。当然，你为他高兴…

    “胥保罗！”

    你从王府饭店前堂的滚梯上下来，你招呼已经满头灰发满脸褶子的老同学、老同行。他现在确实已经又习惯于人们叫他胥保罗了。

    “啊呀，你…我怎么也找不着那个厅…虔祈呢？”胥保罗如获大赦地迎上去握住你的手。

    你就领他去香槟厅。

    在滚梯上，他掏出一方手帕，揩着额上、鼻头的汗，有点不好意思地对你说：“真不习惯…”

    7

    “要点什么饮料？”

    “随便…随便…”

    “你要哪一种色拉？”

    “都行…都好…”“热菜呢？能吃烤波尔多蜗牛吗？”

    “蜗牛？…挺贵吧？别…不用…”

    “喜欢还是不喜欢？不喜欢蜗牛？那么，羊腿怎么样？烧羊腿？”

    “那好…行…”

    “汤呢？你喜欢浓的还是清的？”

    “怎么都好…”“喝一点干白？白葡萄酒？中国的就挺好，喝‘长城’的，

    还是‘王朝’的？”

    “你定吧，你定…”

    “你如果主菜要羊腿，不要鱼和海鲜，那就该配点红酒，干红怎么样？给你来点法国的干红，如何？”

    “不必，不必，我就也白的吧，跟你们一样吧…”

    “想吃哪一种甜食？要不要点干酪？法国的干酪世界第一，有几百种…”

    “不用了…要一点也行…不要吧，够了够了…”

    “餐后来咖啡，还是香槟？建议都来一点，先香槟，后咖啡…”

    “不用了不用了…行，行，我一样就行了…”

    …

    你望着胥保罗，仿佛对着一面镜子，照出了10年前的你，那时候你初次出国访问，大家请你吃饭，你也是这样；好在年先生毕竟不是洋生洋长的洋人，他还能懂得“随便”、“都行”、“都好”、“不必”、“不用”…一类话语背后的心理状态，还能在这样一种情况下耐心地为胥保罗安排好他的那一份食谱。

    …边吃边聊。你注意到胥保罗并不同于那些从未玩过洋荤的土包子，他能中规中矩地使用刀叉，喝汤时能自然而然地由内向外地用勺舀汤，只是那动作都不够麻利，对了对了，胥保罗本是牧师的儿子，他家里一度非常的西化，他从小就弹钢琴、练体cao、打冰球…而且，当年年虔祈、胥保罗他们住的那个院子原来根本就是教会的房产，里面住的不是神职人员便是两代以上的教民，生活方式都有点偏于西化，而胥保罗家似乎在其中又是最富裕的…

    年虔祈问到胥保罗的父母：“令尊令堂都还健在吧？”

    胥保罗简单地说：“家母去世多年了，家父现在很好，他是神学院的教授…”

    你注意到胥保罗脸上隐现出一种难以形容的表情，你能读懂那表情，你知道他心里一定缠搅着痛苦与困惑，活像一团蠕动着挣扎着而分离不开的蛇群…

    自1965年那一回在“革命化”取经活动中邂逅之后，你同胥保罗只有次数不多的来往。有一回他来找你，你也是问到他的父母，他坦然地对你说：“他们一个是友，一个是敌，在组织的指引下，我能够站稳革命的立场，区别地对待他们。我母亲，你知道的，一直在小学教语文，她思想落后，跟我父亲划不清界限，我对她采取的是‘原则性关怀’的态度，就是说，生活上照顾她，思想上批判她…因为下面还有弟弟、meimei，生活上发生暂时困难，那几年我母亲就每一季度去血库献一次血，这也是支援社会主义医疗事业，没有什么不好，同时国家也给予献血者一定的补贴，体现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但她回到家总是说：‘唉，又卖了一次血！’我就批判她，告诉她不能说‘卖血’，要说‘献血’…当然我采取的是耐心的、充分说理的、和风细雨的方式…跟我父亲那就不一样了。我一度想跟他断绝父子关系，但学校党支部批评了我，我懂了，那是一种懦夫思想，也是一种投机心理，我不能逃避斗争，更不能以为只要一刀两断就解决世界观、人生观的问题了…所以我就一方面坚决不去劳改农场看他，让他不要对我存在幻想，一方面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