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第10/14页)

使劲往自己下部砍去——原来他那阳具仍在裤子中勃起，他狂乱地想用击砍的办法解除那一生理上无法抑制的冲动…二哥讲到那位同事的这一悲剧时，并不带有讥讽和谐谑，不知小哥听了以后作何感想，反正他感到这故事也折射出了二哥自己内心深处的某种失落与绝望…

    大哥的婚姻大事尽管鞭长莫及，父母却也在北京给张罗了一番，他记得为这事父亲找过方伯伯、崔伯伯，甚至还找过其实并非真正亲戚的一位香姑姑，弄到过一些女子的照片，给大哥陆续地寄去过…哪一个条件好的北京女子愿意远嫁到海南岛去呢？而又有哪一个单凭介绍便情愿远嫁到海南岛去的女子，会具有能让大哥满意的条件呢？所以父母的这些张罗是白白浪费时间和精力，毫无所获。

    但终于有一天大哥寄来了让全家不胜欣喜的来信。他不但有了对象，并且已经定下了婚期——原来大哥得了一场病，住院期间，军医院的一位护士爱上了他。当他出院前夕，在枕头下发现了那护士塞的情书…随信寄来了那护士的照片，好年轻！眼睛好大！一望而知是个南国姑娘！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

    不久大哥便在海南岛结了婚，那护士成了父母的头一位儿媳，成了他的头一个嫂子。大哥婚后在海口市安了家，不愿意再开着卡车到处跑，搭上总未能入党升不成连长，便转为当地驻军中的文化教员。大哥大嫂一年后生下了女儿，取名蒋唱。后来他父亲从北京调往张家口，在一所军事院校中任英语教员，父亲母亲两个年纪渐老，子女都不在身边，很感寂寞，便让大哥大嫂在请假去张家口探亲时将蒋唱留在他们身边，大哥大嫂同意了，那时蒋唱才刚刚三岁，后来蒋唱一直随着爷爷奶奶长大，对于她的父母，反倒陌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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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蒋唱如今已经三十多岁，有了丈夫孩子和自己的家庭，在广州过着典型的广州人生活。一年前他曾因事去过广州，去看望了这位大侄女儿，大侄女儿蒋唱热情地款待了他，但一句淡淡的问话，使他很为触动，那问话是——

    “小叔你还写哪？”

    这话出来时，他的眼光正和蒋唱的眼光相接，并一时间粘住了。他从蒋唱的眼光里看出了一种大怜悯。是的，一种因为对他的写作大隔膜大不解大不屑而生出的大怜悯。你可以把她的问话分解为如下许多个含义：“你干什么不好，怎么还干这个呢？”“是呀，你也这么老了，也干不了别的了，难为你还在干这个…”“你写，写点别的不成么？怎么你写的我一点儿不爱看…”“可怜你还要这么样地写下去…”

    蒋唱不是现在才对他的写作、他写出的东西持这样一种淡漠的态度，早在十几年前，那时候蒋唱还在上中学，他因《迟来的春风》等作品而轰动而获奖而大红大紫时，蒋唱就对他小哥、阿姐说过：“小叔写的东西我怎么一点儿也不感动？我总觉得我心里想的跟他心里想的一点儿都碰不上…”

    他在蒋唱面前，在蒋唱的目光下，深刻地意识到那不是一个所谓的“代沟”问题，那是一个生命个体与另一个生命个体之间的距离问题。是的，尽管蒋唱是他亲哥哥的骨rou，同他在遗传继承上有着不可切割开的血缘关联，但蒋唱又毕竟变异为了完完全全独立于家族血统的一个单独存活的个体生命。

    “小叔你还写哪？”

    面对这个问题，他在同大侄女蒋唱的目光相接相粘后，忽然主动毅然地切断转移，他把目光移向了蒋唱家那个客厅的窗外，窗外是南国明媚的晴空，一碧如洗，闪烁着宝石般的光晕。

    他感到深深的寂寞。

    还写哪？

    是的，还写。也许所写下的除了他自己，再找不到知音。那是生命的大悲哀。但那也是生命的大庄严。

    …

    他记得60年代初是他最感到寂寞和困惑，而内心又最充满躁动和渴求的时期。父母迁到张家口去了，北京没有了自己的家，他就完全成了一个只能把大学宿舍中的那个铺位认作自己最亲切的栖息地的青年。阿姐勇哥一家还在北京，他常常去那里，在那里同时还可以看到鞠琴姐延茂哥一家，但在那里所得到的温暖加起来也都不足以填补父母那个家迁走所造成的巨大空白。北京还有一家亲戚：八娘和曹叔一家，此外还有一个沈锡梅表姐。沈锡梅表姐当时仍然没有出嫁，在单位里住宿舍。沈锡梅表姐一度表现出对京剧的兴趣，这很令他惊异，沈锡梅表姐约他一起去看过荀慧生的《荀灌娘》，还有赵荣琛的《荒山泪》，看得出锡梅姐对一个胖大得出奇的男旦所扮演的十几岁小姑娘荀灌娘难以认同，而她对一个瘦骨嶙峋的男旦所扮演的山乡女子张慧珠那“唱得好惨啊”的评价，也很难被视为一种由衷欣赏，但她还是不仅频频把自己送进剧场，又一再让他给借市面上很难买到的梅兰芳的《舞台生活四十年》和《程砚秋文集》…但当他有一回主动给锡梅姐送去《荀慧生舞台艺术》一书时，锡梅姐却说：“算了，不看了，再看我也还是入不了境，我就还是钻研我的古木复壮课题吧…”说完脸一层红似一层地达于紫涨，眼镜片后的眼睛里还闪烁着一些可疑的光点…

    那时候他把一口装衣物的箱子，寄存在父亲的老朋友崔伯伯家里，因为学校宿舍里放着不方便，容易失窃。另外父母那样为他安排，也是为了使他能在北京得到一位至好老友的照应。其实父母的想法未免过于单纯。在人生途程中，自己一辈间的所谓友情已概难持恒，又何能将其辐射于下一辈中呢？…

    他记得，那天下午他去崔伯伯家，为的是从寄存的箱子里取出一件秋凉后应加添的毛线衣。崔伯伯当时是一个技术权威，不仅担任着某设计院的总工程师(还兼副院长，不过副院长是虚，总工程师是实)，政治上还有相当高的地位，是全国人大代表，所以崔伯伯的宿舍非常宽大…那一天他敲开门后，是崔伯伯的一个儿子来给他开的门，那儿子当时大约只有七八岁，才上小学的样子，见门外是他，脸上明摆着瞧不起与不高兴，也不招呼他一声，只大喊一声：“妈！有人来了！”便转身跑入自己的屋中。

    崔伯母出现了。是一位看上去相当年轻、体态丰腴、面庞秀美、声调娇嗲的江南妇女，穿着一身在当时街上已绝对少见的旗袍，烫着式样别致的发型，一见是他便满脸堆笑，客客气气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