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七章魂断矿一指观音 (第5/5页)

开临风：“好，那就明天吧。”说完，他转身走了。

    吴蜡拉开门，走了出去。走着，走着，突然，他看见前面走着一个人，他放慢了脚步，那不是永红吗？难道他看见刚才一幕了？他为什么不进来呢？

    吴蜡出去后，临风准备关门，她看见吴蜡停了下来，以为他还想折回来，再一看，怎么永红走在吴蜡前面呢？

    临风愣愣地站在门口，过了好久她才回过神来。她关上门，无力地靠在门上，羞愧和懊恼充斥着她的内心：完了，一切都完了！刚才的事情让永红看见了！

    的确，永红看见了！刚才吴蜡进门的时候，只把门推上，忘记锁了。

    今天，北京一起来的几个同学找到了永红，商量回北京的事情，学校已开始复课闹革命了，他们商量好了，准备明天到两个已故的同学的墓地去祭奠一下，作一个最后的也许也是永久的告别，他们就要回去了。至于回去还闹不闹革命，那就另当别论了。

    民间对红卫兵的一些做法，好象很有看法。的确，有些红卫兵的作为确实有些过火，但是，在那个时候，有谁能控制得了形势呢？矫枉必须过正，过头一点总是难免的。

    也是在民间，尤其是在农村甚至有人说出了什么“jianian臣”、“牝鸡司晨”之类的针对**的亲密战友和文化革命的旗手的话，不过，他们是贫下中农，随便说说也没有关系，好在他们也根本不用怕什么处分，用他们自己的话说“我们已经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了，还能拿我们咋样，他们城里人可以下放到农村来，我们能下放到哪里去啊？能‘下放’到城里岂不更好？总不见得挖个坑把我们埋了！”总而言之，人心有些浮动。

    一些出身成分不太好的同学，不可以参加红卫兵，也不敢出去造反，躲在家里“避祸”人称“逍遥派”倒还是这些“逍遥派”最潇洒了。永红甚至跟几个至交约定：回去后再也不冲冲杀杀了，也去当个逍遥派得了。

    吃过晚饭后，永红来找临风，想约她明天一起去。当他推门准备进来时，看到了刚才的一幕。其实，平时从临风和吴蜡不经意间流露的许多情形中，永红已经对他俩的关系有所怀疑，但是，他宁愿相信这些都不是真的。以他一个青年学生的单纯，他一直认为吴蜡是贫下中农是司令，是他和临风的领导，是他们应该崇拜的人，所以，他认为那些猜疑都是他自己的错觉。

    记得有一次，他和柳贵两人喝酒，闲聊中提到吴蜡和临风的关系，永红后悔自己不应该跟临风讲造联总部需要宣传队长的事，吴蜡就是借了要帮助临风去造联总部的理由引诱临风的。

    永红对柳贵说：“我一直想：临风是个北京姑娘，又不打算在这个穷乡僻壤安家落户，搞个宣传队也不过是逢场作戏罢了，何必这么认真呢？那天吴司令跟我讲造联总部想找一个宣传队长，我不过随便跟她一提，想不到她倒拿了个棒槌认了真了，还真的动了心思非要到县造联总部去不可了，并且还认定了只有吴司令能帮得了她呢。”

    当时柳贵只说了一句：“你不应该把番薯交给野猪管。”

    永红到现在才明白，当初吴蜡撺缀永红到北京去，只是他吴蜡的调虎离山计罢了。

    “其实最初，他让临风当宣传队长我都没有留神，真的如柳贵所说竟是我自己不该把那番薯交付给野猪了！”永红也是到现在才明白，说要帮助临风去造联总部，归根结底，其实也是吴蜡设的圈套！

    至此，永红知道为什么吴蜡会那么尽心地天天跟着宣传队了！

    第二天一整天，临风都在想怎样向永红解释，但是，她一整天都没见着永红。第三天早上，福成递给她一封信，临风一看信封上的字就知道是永红的信。

    临风：“他说什么了吗？”

    福成：“他母亲病了，所以他请了一个星期的假，只叫我把这封信交给你，别的什么也没说。”

    临风：“哦，谢谢。”

    回到家里，临风拆开了信：

    临风，你好！

    当你收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已经离开溪北乡，离开南江县了。永远地离开了。

    今天，我们几个人去向那两位长眠在南江县地下的战友告别了。本应叫你一起去的，可是我昨天晚上来找你的时候，你这儿有人，我不便进来，所以，没有通知你。

    学校已开始复课闹革命了，通知我们都要回去。我们准备坐三天后的轮船先到上海，然后再坐火车回北京。这是给你的到上海的船票，去留都由你自己决定吧。

    相当初，我们满怀革命豪情，一起来到了南江县，我原本希望我们能在农村这个广阔的天地里百炼成钢的，也希望我们能高山流水，终成知音的，更希望我们能像林道静他们一样，共同为我们自己也谱写一永远值得我们骄傲和自豪的青春之歌的。想不到…一切俱往矣！唉，逝者如斯夫！

    不过我还是应该祝贺你，祝贺你找到了新的彼岸，更祝贺你彻底地与贫下中农结合在一起了。

    祝你

    幸福！

    陶鲁元

    泪水从临风的脸颊慢慢流下，临风自己也弄不清这是羞愧的泪、悔恨的泪还是伤心的泪。她再朝信封里看了一看，从里面抽出一张电影票大小的硬卡片，那就是船票，从市里坐船到上海要24个小时，轮船每隔五天往返一次，错过了这次开船，起码就要再等五天。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那个时候，社会上流行的一句口号是“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而在交通战线上流行一句口号，则叫做“宁要社会主义的误点，不要资本主义的正点。”所以，最准时、不误点要五天，如果生了“社会主义的误点”的话，那就说不准什么时候会开了，而且，这个“三天后”只是“预定”的时间，说不定会不会误点呢！

    永红说的“母亲病了，请假一个星期”只是他离去的托词，临风知道，他再也不会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