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片青山了此往事并不如烟(最后的 (第15/18页)

、茶余酒后的谈资，说说而已。不想，父亲听后大惊，骤然悟出彭真讲话的背景。冯亦代走后，父亲对母亲说：“刘王立明是努生的相好，再加上我和你，不刚好四人。如果中共是这样来推断的话，那一定怀疑我们有出国的企图，难怪彭真要找我俩谈话了。”

    事情没有了下文，算是不了了之。但父亲和罗隆基的内心，都更加明白：中共对他俩的印象是越来越坏了。这从民盟中央的每次学习会，胡愈之必骂章罗的行为中获得印证。俩人的情绪很消沉。

    不过，他们也有喜悦欢欣之时，尽管它短得只有几分种，却刻骨铭心。

    “伯钧，今晚我到你家，有个消息告诉你。”罗隆基在电话里的口气轻扬，连站在一边的我，都听见了。

    晚饭后不久，罗隆基来了──这是一个初春，父亲还穿着蓝色薄丝棉袄，而他已换上了浅驼色西装。精心梳理的头发，整齐地披向脑后。

    神情含蓄的罗隆基，让父亲猜猜他带来一条什么样的消息。

    父亲说：“统战部对我们有什么新的处理？”

    他摇摇头，说：“比这个重要。”

    “是不是周恩来找你谈话？要你做些事。”

    他又摇头，说：“比这个重要。”

    父亲不猜了，带着一种讥讽口气，说：“当今的民主党派，再没有比中共的召见更重要的事了。”

    罗隆基说：“伯钧，我俩上了大英百科全书啦！”

    父亲霍地从沙发上站起来，走来踱去，情绪很不平静。他叫我回到自己的房间去，早点睡觉。

    当晚，他俩谈得很久。

    第二天，父亲精神很好，走到我的书房，先和我掰腕子玩。然后，对我说：“我想，有些事情现在可以跟你讲一讲了。”

    我说：“这和罗伯伯昨天带来的消息有关吗？”

    “是的。”父亲让我把他的小茶壶拿来，他似乎要认真地和我谈谈了。

    他说：“前两年，爸爸还期待着摘帽子，现在戴不戴、摘不摘均无所谓。只是连累了你们。小愚，我向你郑重宣布──反右时的爸爸并没有错。两院制一定会在中国实现。”说到这里，父亲的声音很高，拳头攥得紧紧的。

    父亲看到我吃惊的表情，便尽量控制自己的激动，语调也放平缓，继续说道：“这话现在听起来很反动，你不必害怕，女儿，将来你就会晓得它是正确的。（19）57年5月在统战部的座谈会上，我提出国家体制改革，关键是从中央到地方的分权问题。因为从集权到分权，是社会发展的进步，任何国家都如此。努生欣赏西方的三权分立是分权，我说的两院制实际也是分权。不管两分、三分、四分，怎么分都可以。总之，集权在当今世界是行不通的。今后国家的大政方针，还是党内一决定，全民都拥护。我敢断言，老毛绘制的共产主义美好理想永远是蓝图，是幻想。昨天努生讲，最新的大英百科全书已经上了中国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的条目。他们的基本解释为：章伯钧，罗隆基是在社会主义国家制度下，要求实行民主政治。──这样一个简单的条目内容，让爸爸激动彻夜，觉得自己一辈子从事爱国民主运动，能获得这样一个归纳，也很满足了。爸爸能被历史记上一笔，还要感谢老毛。要不是他搞反右，把我俩当作一、二号右派份子，我们始终不过是个内阁部长或党派负责人罢了。”

    几十年的光阴似云烟一般飘散而去。果然，父亲和罗隆基以未获改正的右派身分，被历史铭记。我始终且永远为这个身分而自豪。

    （19）63年秋，我毕业了。由于家庭出身不好，政治表现不佳，被分配到西南边陲。

    罗隆基说：“小愚。你走时，罗伯伯给你饯行。”

    父亲听罢，翘起大拇指称赞道：“你能让他请客，很不简单。共产党说我两个是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的联盟。可是，他从来没有请我吃过饭。”

    9月下旬，罗隆基兴冲冲打来电话，说饯行的事已经办妥，在和平宾馆预定了西餐。那时的金鱼胡同，多为庭院式的四合院，精致又气派，而和平宾馆是那里唯一的洋楼，西餐做得不错。

    初秋的夜空，疏阔清朗。七时整，父母带着我准时进了餐厅，身着灰色西服的罗隆基，已在那里等候。他起身拉着我的手，一定让我坐在他的旁边。桌上的刀、叉、杯、盘在灯光下，熠熠发光。寒暄几句之后，罗隆基说：“这里的西餐很丰盛，一个人一份是吃不完的。所以，我已点了菜，订的是三份。四个人吃，也是足够的。”

    父亲不吭声，母亲忙说：“可以，可以。”

    上菜的时候，我发现罗隆基点的，几乎全是牛排、猪排一类。而且，哪里是他所说的“一个人吃不完一份”？

    肚子尚未填饱，彬彬有礼的服务员即上前，轻声问道：“饭后，要不要咖啡、红茶、冰淇淋？”

    不等罗隆基开口，我抢先喊着：“要，要。我要双份冰淇淋。”

    在饭桌上，罗隆基讲了很多亲热的话：希望我常写家信，信中毋忘对他的问候；希望我每年能回北京探望父母；希望我归来时，身旁能有个如意郎君；希望能惦念着北京城里一个孤苦伶仃的罗伯伯…原本，饮食聚会是件欢悦的事，经他这么一说，变得惨兮惨兮。父亲的话，就更少了。

    饭毕，我再三道谢。大家步出宾馆，穿过有假山、水池点缀的中式花园。时近中秋，冷的月色和黄的路灯透过凌乱的叶片，把班驳的光影投洒在地面，晚风已分明带着凉意。父亲用车先送罗隆基回迺兹府。

    到了他家门口，罗隆基问父亲：“要不要进来坐坐？”父母连连摆手。其实，我是很想进去的。

    罗隆基俯身汽车的窗口，对我说：“小愚，再见！罗伯伯祝你一路平安。”

    不想，月下的一声再见，竟是诀别。

    回到家，父亲让厨师马上给他煮一小锅稀饭，说：“努生太小气，我根本就没有吃饱。”

    此后，外地工作的我给父亲的写信，在末尾从未忘记问候罗隆基。父亲的复信对他的情况，却只字不提。

    （19）64年，jiejie结婚，母亲来信说，婚礼在家举行，父亲大宴宾客，请了以罗隆基为首的八个大右派。那日，罗隆基非常高兴，席间谈笑风生，还问起了远在天边的我。

    （19）65年12月，我在乡下参加“社教”运动。一日，进县城开会，在“社教”工作团团部的办公桌上，放着刚到的《光明日报》。打开一看，发现刊登着这样一条新闻：“全国政协委员罗隆基去世”文字简短，平淡如水。当夜，我回到茅草棚，流着眼泪给父亲写信，追问：我亲爱的罗伯伯是怎样地去世？

    父亲没有回复。

    （19）66年春节，因批评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