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贵族：康同璧母女之印象 (第8/16页)

的样子，这是人的样子。”

    会晤中，作为陪客的康同璧，穿得最讲究。黑缎暗团花的旗袍，领口和袖口镶有极为漂亮的两道绦子。绦子上，绣的是花鸟蜂蝶图案。那精细绣工所描绘的蝶舞花丛，把生命的旺盛与春天的活泼都从袖口、领边流泻出来。脚上的一双绣花鞋，也是五色焕烂。我上下打量老人这身近乎是艺术品的服装，自己忽然奇怪起来：中国人为什么以美丽的绣纹所表现的动人题材，偏偏都要装饰在容易破损和撕裂的地方？这简直就和中国文人的命一模一样。康同璧还让女儿给自己的脸上化了淡装，抹了香水。

    她的盛装出场，简直“震”了。我上前拥抱着老人，亲热地说：“康老，您今天真漂亮！是众里挑一的大美人。”

    “我不是大美人，但我要打扮。因为今天是贵客临门啦！”

    我故意说：“他们哪里是贵客，分明是右派，而且还是大右派。”

    老人摇头，道：“右派都是好人，大右派就是大好人。再说，我不管什么左派、右派，只要来到我家，就是我的客人，我都要招待。而且，你的爸爸和章乃器不是一般的客人，是贵客。”讲到这里，便开始抱怨毛泽东发动的政治运动，她用手指了指领袖画像，说：“人活八十，我见的世面多了，但是从没有见过像他这样治国的。中国自古是礼仪之邦，现在却连同城而居的好朋友都不能见面，还美其名曰文化大革命，一点文化也没有。”说着说着，老人二目圆睁，还真生气了。

    罗仪凤为这次会晤，可算得倾囊而出。单是饮料就有咖啡，印度红茶，福建大红袍，杭州龙井。另备干菊花、方糖、炼乳。一套金边乳白色细瓷杯碟，是专门用来喝咖啡的；几只玻璃杯为喝龙井而备；吃红茶或品大红袍，自是一套宜兴茶具。还有两个青花盖碗摆在一边。佐茶的饼干、蛋糕、南糖，是特地从东单一家有名的食品店买的。罗仪凤还不知从哪里弄来两根进口雪茄，搁在一只小木匣里。

    父亲举起一根雪茄嗅了嗅，放回原处，不禁叹道：“坐在这里，又闻雪茄，简直能叫人忘记现在的文化大革命，也忘记自己是牛鬼蛇神。”

    康同璧在劝茶的时候，说：“两位章先生，吃一点东西吧。这些是我女儿派人昨天从法国面包房买的，味道不知如何，东西还算新鲜。”

    罗仪凤纠正她的话，说：“妈，东单的那家食品店，不叫法国面包房，改叫‘井冈山’啦！”

    “怎么回事？井冈山是共产党闹革命的地方，这和面包房有什么关系？”康同璧的吃惊与质问，让我们都笑了。

    一阵寒暄之后，康同璧母女做陪，父亲和章乃器开始了谈话。父亲问章乃器现在民建和工商联的情况。

    章乃器说：“我是被他们开除的，具体情况不大清楚。好像在中国的资本家里，毛泽东只保了一个荣毅仁，其他人都受了冲击。”

    罗仪凤在一旁纠正道：“荣毅仁其实也没能躲过。他在上海的公馆是有名的，极漂亮。北京高干出身的红卫兵说整座楼都属于四旧，于是放了火，火苗从一楼窜到顶层。他们又把荣太太用皮带套着脖子，从顶楼倒拖至一楼，现在还有脑震荡的后遗症呢。不过，毛泽东检阅红卫兵时，让荣毅仁上了天安门，还特意和他握了手。寓意是——我们共产党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没变。”

    章乃器说：“我讲定息二十年，结果共产党把定息全取消了。中国原来只有政策而无法律，现在连政策也没有了。”

    罗仪凤朝章乃器一摆手，说：“快别提你的定息二十年吧！三五反、公私合营，就已经把资本家弄惨了，而这次运动，他们算是彻底完了。工人造反派把每个资本家的底细摸得透透的，非要他们交出多少多少钱来，不够这个数字，就往死里打。结果也真厉害，资本家交出的私人钱财数目和他们算的数字，基本一样。咱们的银行也积极配合，把替私人保密的存款底单一律公开，把保险柜一律打开或撬开。金银首饰，美元英镑，统统没收。抄家的时候，红卫兵和工人造反派才叫大显身手。把藤椅用刀斧和锤子砸碎，能从藤蕊里抽出美钞。家里烧锅炉用的煤，哪怕堆得像座山，也都筛上一遍，居然能从里面筛出用黑漆布紧裹的存折来。当然，这样藏匿私产的资本家，都会被打死或打得半死。”

    康同璧还把同仁堂老板乐松生惨死的情况，讲给章乃器听。

    章乃器向父亲询问起民盟一些老人的情况。他也和父亲一样，庆幸罗隆基死得早，并说：“努生的个性是矛盾的。他脾气倔强，可质地脆弱，算不上硬汉。单是红卫兵的暴打和抄家，他就受不了，一定不会像我这样硬挺过来。”

    父亲慨然道：“即使是条硬汉，也难过此关。黄绍竑不就是个例子吗？”

    话说到这里，客厅的气氛便沉闷起来。罗仪凤忙提着guntang的铜壶，给他俩续水。康同璧用微颤的手端起玻璃大盘，请他俩吃水果。

    此后的话题，自然是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章乃器说：“从表面看来这个运动像是突然发生的。但历史和自然界一样，从来没有东西是突如其来的。其中不为人知的原因，恐怕已酝酿多年。毛泽东除了没有做法律上的准备，事前的一切准备都很充分了。”

    父亲讲：“依我看，老毛动的这个念头（指发动“文革”），内因是源于他的帝王思想，就怕人家抢了金交椅。外因是有感于苏联的现实，看到斯大林死后出了个赫鲁晓夫，他就忧虑得睡不好觉了，还给人家起了名字，叫修正主义。于是，在反修的旗号下，趁着自己还活着，就先要把中国的赫鲁晓夫挖出来。至于他和刘少奇的矛盾，决不像共产党报纸上写的那样吧。”

    谈到“文革”的政治后果，章乃器皱着那双淡淡的眉毛，说：“一场文化大革命，给中国形成了两个极端。一个是极端个人崇拜；一个是极端专制主义。这两件东西，自古有之。毛泽东是把它发挥到顶峰了。而他手下那些所谓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不是迎合，便是依附。”

    父亲说：“‘拈草树为刀兵，指骨rou为仇敌。’搞这个运动都是什么人？就像德国卢森堡当年形容的革命专政——少数几个首领，一些随机应变的政治骗子，还有一群被同化的弱者尾随其后，而他们根本不知道在这场革命中自己需要什么！这场标榜文化的革命对灵魂来说，是件极坏的事情，把人统统变成懦夫，这无异于政治奴役。运动过后，病势深重的是人心与人性。”

    罗仪凤则十分不理解毛泽东的搞法，愤愤地说：“要搞刘少奇，就搞刘少奇一个人好了。他为什么要把全国的人都发动起来。又是抄家，又是武斗，又是毁文物。《圣经》上说：‘有时候，我们的英雄似乎只比土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