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人寂寞：聂绀弩晚年片断 (第12/12页)

刊物《抗敌》的文艺部分。1939年任浙江省委刊物《文化战士》主编。1940年任桂林《力报》副刊《新垦地》《野草》编辑。1945年、1946年任重庆《商务日报》、《新民报》副刊编辑，西南学院教授。建国后，历任中南区文教委员会委员，香港《文汇报》总主笔，中国作家协会理事兼古典文学研究部副部长，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兼古典部主任，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委员。1955年因“胡风事件”牵连受到留党察看和撤职处分。1958年被错划为右派，开除党籍，送北大荒劳动。1960年回北京，在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工作。同年摘掉右派分子帽子。文化大革命中1967年1月25日以“现行反革命罪”关押，1974年由北京中级人民法院宣判为无期徒刑。1976年10月获释。1979年3月10日由北京高级人民法院撤消原判，宣告无罪。4月7日由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改正错划右派，恢复级别、工资、名誉，恢复党籍，当选为中国文联第四届委员，中国作家协会第一至第三届理事、第四届顾问。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委员。1986年3月26日在北京逝世。1935年——1986年共出版语言文字、古典小说论文、散文、小说、杂文和新旧体诗歌31种。著有《绀弩小说集》、《绀弩散文》、《聂绀弩文集》、《散宜生诗》、《中国古典文学论集》。

    ②：此句摘自《“聊斋志异“的思想性举隅》一文。聂绀弩《蛇与塔》第143页，1986年三联书店出版。

    ③：周颖（1909——1991）直隶（今河北）南宫人。1933年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同年回国，参加反帝大同盟。曾创办上海中国艺术供应社，任主任。1934年参加中国国民党民主同志会（后称三民主主义同志联合会）。后任重庆慈幼院保育主任、中国劳动协会重庆工人福利社主任、香港九龙妇女联谊会主席。曾参与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筹建工作。1948年到解放区，任全国妇女代表大会筹备委员会委员，同年当选为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1949年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后任邮电部劳动工资处处长，全国总工会执委，候补常委，民革中央常委、组织部副部长、中央监委会副主席。是第二、五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六、七届全国政协常委。

    ④：小李，李世强，1948年生，北京人。1968年6月前在铁道部长辛店铁路学校学习。1968年-1975年3月被关押，后无罪释放。曾在北京木材厂工作。现经营三味书屋。

    ⑤：包于轨，1903年2月21日生于北京，名括。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毕业。解放前曾在天津造币厂任职，天津志达中学任教。在日伪安徽省府民政厅、天津市社会局任秘书。曾任国民党热河省民政厅、唐山市政府秘书，鞍山钢铁公司副管理师。解放后曾任北京市政协秘书，后调任北京市第六建筑公司工作。1957年申请离职。曾被中央工艺美术学院聘教书法。1971年7月26日病逝于山西稷山县看守所。

    ⑥：戴浩（1914——1986）湖北武汉人。早年入暨南大学，1936年参加进步电影工作，1939年到陕北公学学习。1941年在香港与友人组织“旅港剧人协会”开展抗日宣传。参加演出《马门教授》、《雾重庆》、《北京人》。1945年受组织委派去东北接收“满映”1948年受北平地下党城工部委派在北平执行任务。建国后任华北影片公司经理，中国电影器材公司副经理，中国电影发行总公司业务处处长，北京电影制片厂制片主任。1980年调任中国影协组织联络部主任，中国影协名誉理事。198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⑦：“幺女归才美”——我系父母的幼女，故“幺女”即指我，那时我尚关押在四川监狱。“闲官罢更清”——1958年母亲被免去北京市卫生局副局长、北京市红十字会会长等职务。

    ⑧：见陈凤兮《泪倩封神三眼流——哭绀弩》一文。七律诗题为《惊闻海燕之变后又赠》：“愿君越老越年轻，路越崎岖越坦平。膝下全虚空母爱，心中不痛岂人情。方今世面多风雨，何止一家损罐瓶。稀古妪翁相慰乐，非鳏未寡且偕行。”

    【附录】

    舒芜先生致《二闲堂》的说明：

    二闲堂编辑先生：

    贵刊所载章诒和女士的《斯人寂寞》中说——

    1982年夏历除夕，是聂绀弩虚岁八十，俗话说：做（寿）九不做十。我和母亲由于先要到崇文门新侨饭店拿上预先订制好的大蛋糕，所以赶到聂家的时候，已有不少客人到了。母亲走到聂绀弩的房间，发现有个生面孔坐在那里。母亲朝“生面孔”点个头，便对聂绀弩说：“我和小愚祝你生日快乐。”说罢，转身来到周颖的房间，坐下。房间的一角已经堆着许多蛋糕。

    我悄声问母亲：“那个人是谁？”

    母亲白了我一眼，没好气儿的说：“舒芜。”

    舒芜就是他！天哪，从五十年代初我的父亲赡养他的亲舅以来的数十载，这个名字我可是听二老念叨了千百遍。只怪自己刚才没瞧清楚，我真想再进去看看。

    随即聂绀弩跟了进来，对母亲说：“李大姐，你先在这里休息，我等一下就过来。”

    谁知不到一刻钟的工夫，陈迩冬夫妇、钟敬文夫妇就挪了过来，再加上个老顽童戴浩，我们这间小屋挤得热气腾腾。后来，舒芜走了。我欢呼着跑到了聂绀弩的房间，大叫：“给聂伯伯拜寿啦！”

    这与事实不一样。事实是，那天我并没有去聂绀弩先生家拜寿。因为事先聂绀弩先生就有信阻止我去。聂绀弩先生是为了他的《散宜生诗》应否加注的问题，要听听我的意见，希望能当面畅谈，故于1983年2月6日给我信云：

    请兄春节前后光降一下，作一畅谈。但不可于旧历除夕，因恐是日有起哄而来者，人多口杂，反不易谈清什么问题也。绍良兄能不来亦佳，去年（前年？）他空跑一趟，颇觉无趣，至今犹歉，但亦只好由兄通知他。

    信末又有周颖大姐附笔云：

    老聂的心意，是要您和绍良同志约着一起来，老聂和您们二人好说话。除夕那天来的人多，他不好和您俩说话。告诉绍良同志，我们有好酒等着他。

    我接到他们这封信，当然就没有在1983年夏历除夕那天去聂家拜寿，并且以后历年夏历除夕都没有去过。

    事虽细微，仍然希望贵刊能更正一下。

    专此布达，顺颂

    编祺。

    二○○三年九月二日，舒芜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