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在劫难逃 (第2/11页)

菜”和“奖励菜”补助。这些东西本来就少得可怜，还要经过三层偷窃和盘剥。所有这些也都要经过送饭口和一整套繁琐程序才能得到：要逐个点名，要拿菜票换大碗，等等。等到终于可以躺在铺板上睡一觉的时候，送饭口又打开了，又叫名字：开始发第二天的菜票（普通犯人不必cao心菜票的事，他们是由队长把菜票领来，一起交给伙房的）。

    就这样，名义上十二个小时的在囚室的空闲时间，最多不过剩下四个小时能够安静下来睡一觉。

    此外，当然，政治苦役犯是领不到任何现钱的。不论是寄给他们的邮包还是信件，他们也都无权接受。（在他们那被弄得昏昏沉沉、嗡嗡响的头脑里，不应该保留关于过去的狱外生活的半点记忆。在这伸手不见五指的北极地区的黑夜中，除了劳动和这间工棚之外，大地上的一切都不应该在他们脑海里存在。）

    由于这一切，政治苦役犯们大都很顺利地垮掉，很快地死去。

    沃尔库塔劳改营的第一张字母表名单上共有二万八千人（犯人都按俄文字母表分字母编号。字母表上共有二十八个字母，每个字母从一号编到一千号），所有这二万八千名政治苦役犯在一年之内就全部“入土”了。

    使人感到奇怪的，倒是为什么没有在一个月之内都死去。

    在诺里尔斯克，常有火车开到隔离区来为第二十五炼钴厂起运矿石。这时，政治苦役犯们就躺到火车轨道上以求快些结束这一切。大约有二十几个人绝望之余逃进了冻土地带，但他们还是被飞机发现并打死了。他们的尸体就堆垛在囚犯们早晨分班派工的地方。

    沃尔库塔的第二矿井有个女苦役犯劳改点。女苦役犯们的号码是缝在后背和头巾上的。她们不仅要参加所有井下劳动，而且还…而且还超额完成计划！…

    不过，我已经听到祖国同胞和同时代的人们向我发出愤怒的喊叫了：你住口吧！你讲的都是些什么人的事呀？！不错，正是为了让他们死绝才监禁他们的！而且这样做是正确的！因为他们是些叛徒、伪警察、伪市长！就应该这样对待他们！你大概是心疼他们吧？（如果是这样，你也清楚，那对你的批评可就会超出文学范围而必须由某些机关来处理了！）我还仿佛听到一些妇女的声音对我喊：“那里关的妇女都是曾经给德国鬼子当褥子的！”（我没有夸大吧？不是确实有一些我国的妇女把另一些我国的妇女叫做褥子吗？）

    我满可以像现在揭发个人迷信现象那样给予简单的回答，这对我来说是最省事的，就是，讲几个被判处苦役刑的特殊事例。例如，讲讲三个女共青团员志愿兵的事。她们曾驾驶轻型轰炸机去执行轰炸任务，但中途害怕了，没敢去轰炸敌军目标，而是把炸弹扔在荒野后就安全返航了。她们向上级报告说完成了任务。可是，后来，其中一个女孩子受到了共青团员的良心的谴责，把真情向本部队的共青团小组长（也是一个女孩子）汇报了。而小组长当然立即汇报了“特别处”于是三个姑娘都被判二十年苦役刑。讲完这类事例之后，便义正词严地喊一声：看，斯大林的独断专行处罚了一些多么忠诚的苏联公民呀！然后就再不需要为独断专行本身而愤慨，只须慨叹那些使共青团员和共产党员们遭受无妄之灾的、现在幸而已经全都得到纠正的错误了。

    但是，如果不把问题的深刻性全部揭示出来，我总觉得于心有愧。

    就先谈妇女吧。我们知道，妇女现在是得到解放了。不错，还没有解除她们的双重劳动，但她们总算不再受宗教婚姻的束缚，摆脱了社会歧视的重压，不再受卡巴诺娃那一套了吧。但是，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假如我们还认为妇女们自由支配自己的身体和个人就是犯了反爱国主义罪行和刑事罪，这岂不等于我们又为她们准备了一套比卡巴诺娃更坏的东西吗？况且，整个世界文学（在斯大林之前）不是都在歌颂摆脱了民族界限、摆脱了将军们和外交家们的意图的爱情自由吗？而我们却在这个问题上也接受了斯大林的标准；没有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的命令女人不得与男人相逢相识，女人的身体首先是祖国的财产！

    首先，让我们看看这些妇女是些什么人吧。看看她们不是在战场上同敌人相逢，而是在被窝里相逢的时候，她们才有多大年纪？大概总不过三十岁，甚至不过二十五岁吧。也就是说，这些人是从孩提时期就接受十月革命胜利后的教育的，是在苏维埃学校里接受苏维埃思想教育成长起来的！那么，我们岂不是在为自己亲手培育的果实而感到愤慨吗？这些女人中间，有些女孩子这样作是因为深深铭记住了我们曾在十五个年头中无休止地叫喊过的一句话：没有任何祖国！“祖国”只是一种反动思想的臆造！第二种女孩子可能是因为对于我们的小会、大会、游行示威、没有接吻镜头的电影、没有拥抱的舞蹈等清教徒式的乏味生活感到厌倦了吧。还有一些人可能只是被男人的殷勤、周到、外貌上的一些细节和他们追求女人的某些本领所征服了，而这些也恰恰是我们那些完成五年计划的小伙子们和伏龙芝军官学校培养出来的指挥员们所缺乏的。第四种人则可能仅仅是为了摆脱饥饿。是的，由于原始的、动物的饥饿，也就是说，因为她们没有东西填饱肚子。第五种人，也许，只是因为看到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办法能免于一死、拯救自己的亲人、免于同他们分离吧。

    我曾经到过勃良斯克州的斯塔罗杜布市，那是在敌人刚刚撤走的时候。人们告诉我：曾经有一支马扎尔人（匈牙利人）的卫戍部队在这里驻扎了很长时间，防备游击队攻城。后来，一声令下，这支部队要调防到别处去了。于是，就有几十个当地的妇女，不顾羞耻，跑到火车站去送别那些侵略者，而且她们竟是那么号陶大哭，据一个刻薄的鞋匠说“连送她们自己丈夫上前线的时候都没有哭得那样伤心”！

    几天之后，苏军军事法庭来到了斯塔罗杜布市。当然喽，它不会把告密者的话当耳旁风的。免不了有几个哭送过马扎尔士兵的妇女被送到沃尔库塔的第二号矿井去。

    可是，请问，同胞们和同时代的人们，这究竟是谁的罪过呢？谁的罪过？是这些女人的罪过吗？还是我们的，我们全体同胞和当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