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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在劫难逃 (第11/11页)
并没有使某个人动心。只不过是战争结束了,不再需要这种恐怖手段了,也不会再出现伪警察了;需要劳动力,而苦役营里的劳动力却在白白地死去。所以,才从一九四五年开始不再把政治苦役犯住的工棚当作牢房了:白天允许打开门,马桶可以拿到厕所去,苦役犯们可以自己去医务室看病,而去食堂的时候则要他们跑步去——可以振奋精神嘛!那些盘剥政治犯的刑事犯们被送走了,从政治苦役犯中间挑选出一些人来从事辅助性劳动。后来,又允许他们和亲友通信,每年两次。 到一九四六一四七年间,苦役营和劳改营的界线已经相当模糊了:有些劳改营的工程技术领导不懂得政治,他们为了完成生产计划而开始(至少是在沃尔库塔营里开始了)把一些有技术专长的政治苦役犯调拨到普通劳改点去劳动,在那里,这些苦役犯除了身上佩带着号码之外就没有别的不同之处了。同时又把普通劳改营里的一些人塞到苦役营来补充劳力之不足,当牲口使用。 这样,那些只会抓生产而不懂政治的劳改营头头们便险些把斯大林恢复苦役刑的伟大思想给葬送掉。可是,正在这时,一九四八年,斯大林及时地想出了办法——把刑事惯犯和普通犯这些社会亲近分子,与触犯刑法第五十八条的不可救药的社会异己分子分别关押; 这也是为了“巩固后方”而提出来的一个更加伟大的意图的一部分(由此也可以看出,斯大林已经在准备即将到来的另一次战争了)。建立起了一批特种劳改营。为特种劳改营制定了一套特别条例,这条例比原先的苦役营稍微宽大些,但比一般劳改营却要严厉得多。 为了有所区别,这些劳改营的名称不用地名,而是给它们取了一些富于幻想的有诗意的名字。建立了诸如:诺里尔斯克的戈尔拉格(即山地营),科雷马河上的别尔拉格(即沿岸营),英塔河上的敏拉格(矿物营),伯朝拉河上的列奇拉格(即河流营),波奇马的杜布洛夫拉格(即柞木营),泰谢特的奥泽尔拉格(即湖泊营),哈萨克斯坦的斯捷普拉格(即草原营),彼斯强拉格(即沙地营)和鲁格拉格(即草地营),克麦罗沃州的卡梅施拉格(即芦苇营)等等。 劳动改造营里传开谣言了,说是要把第五十八条囚犯送到特种劳改营去消灭掉(当然,不论是将要执行任务的人,还是将被消灭的人,谁都十分清楚:要这么干的话,根本不需要什么重新宣判之类的程序)。 顿时,登记分配处(乌勒契)和契卡行动处都忙碌起来了:他们得编制各种秘密名单,送到某处去审查、协商。不久就开来了一列列红色列车,调来几连佩带红色领章、配备着冲锋枪、警犬和小锤子的精壮士兵担任押解任务。随后便是按名单叫人了。那些被点名的人民敌人就无可挽回地断然被带出工棚,起解到遥远的地方去。 但是,犯第五十八条的人并没有全被叫出去。只是到了后来,人们对许多熟人的情况作了比较之后,才明白留在普通劳改营里和普通犯们呆在一起的是些什么人;这些都是按第五十八条第10分条判刑的人,即犯有一般反苏宣传罪的人,也就是没有对任何他人讲过、没有共犯的,在犯罪时处于忘我状态的单个犯人(尽管无法设想会有这样的“煽动者”但确实有几百万人正是根据这条罪状被判刑、被立案的。现在这些人留在古拉格群岛的老劳改营里)。只要煽动者是两个人或三个人在一起的,只要他们曾经有过哪怕一点点互相倾听、呼应或唱和的倾向,那么,对他们就有“添秤”即可以对他们适用刑法第五十八条第11分条的“集团条款”因而他们如今也就得作为反苏组织的发酵剂而被送往特种劳改营去了。至于那些背叛祖国的人们(适用第五十八条第1分条之甲、乙两项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分子和分立主义分子(适用第五十八条第2分条的),世界资产阶级代理人(第五十八条第4分条)、间谍(适用五十八条一6)、破坏分子(五十八一月、恐怖分子(五十八一8)、暗害分子(三十八一9)以及经济方面的怠一二者(五十八一14)等,当然都被送走了。他们中间还很方便地夹杂进了一些德国人俘虏(敏营的)和日本人俘虏(奥泽尔营的),那是打算在一九四八年之后继续把这些人留下来的。 同时,知情不报者(适用第五十八条第12分条的)和敌人的帮凶(适用五十八一3)都留在普通劳改营里了。相反,被控通敌的政治苦役犯则全部同其他人一起押送到特种营去。 这种区分还具有比我们所描述的更深刻的含义。根据某些至今还不清楚的特征,把某些判刑二十五年的女叛国犯(例如在翁日营里)也留在了普通劳改营里。有些地方的劳改营关押的全是犯第五十八条的囚犯,包括弗拉索夫分子和伪警察,但却又不叫做特种劳改营,那里的囚犯们也不佩带号码,但是管理制度却异常严峻(例如:伏尔加河的萨马尔河湾处的红色格林卡;哈卡斯自治州希林区的土依姆营;南库页岛营等)。这些营里的管理极其严厉,生活一点也不比特种劳改营里轻松。 这是一次对古拉格群岛进行的伟大分割。为了避免将来再把它混杂起来,还特别规定:从一九四九年起,每一个新炮制出来的“群岛”居民,除了法庭的判决书之外还必需拿到一张被关押的“决定”(国家安全委员会州分局和检察机关的联合决定),上面要注明该把这只小羊关在什么样的劳改营里。 这样,就像为了长出新芽而正在死去的种子一样,斯大林播下的苦役刑的种子就在特种劳改营里露出了新芽。 红色囚犯列车沿着祖国和“群岛”之间的斜线把一批批新人员带走了。 而在英塔河上,人们想出的办法却更简便:只要把这个畜群从一些大门赶进另一些大门就行了。 契诃夫曾经抱怨过,说我们国家没有给“什么是苦役刑以及它为什么是必需的”这个问题下过定义。 可那是文明的十九世纪的事呀!在我们这xue居的二十世纪中叶,我们根本就不想去理解什么又苦役刑,也不需要什么定义。既然老爷子已经这样决定——这也就是全部“定义”了。 于是我们就都得心领神会地不住点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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