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带ldquo;笼口rd (第5/7页)

揭发材料的秘密！这么一来戈里亚琴科就可能通过帕帕宁把船政委也弄进监狱。系统的功能是天衣无缝的！）

    当然，在不是从小就在少先队和共青团支部里教育出来的个别人身上，灵魂还是完好无损的。在西伯利亚的一个火车站上，一个健壮的兵士看到一列运囚犯的火车，忽然跑去买了几包纸烟，跟押解队说好话，请他们转交给囚犯。（在本书其他地方我们也描写了一些类似的场面。）但这个士兵八成不是执勤的，而是回家探亲的，本单位的团小组长不在身边。在部队里他可不敢这样放肆，不然没他的好果子吃。说不定在这种情况下当地的军事纠察机关也会把他叫去盘问。

    8.说假话成为生存方式。然而，被恐惧慑服了也罢，被私欲和嫉妒侵蚀了也罢，人们反正不会这么快地就变蠢了。他们的灵魂浑浊了，但理智还相当清晰。他们不能相信世上的天才忽然全集中到一个前额低扁的人的脑袋瓜子里去了。当他们在广播、电影、报纸上听到、看到、读到自己时，也没法相信自己那种愚昧呆痴的形象。倒没什么人强迫他们直言不讳地做出回答，但也决不会允许他们保持沉默！他们必须表态。那么，除了说假话还能说什么？他们必须发了疯似地拍巴掌，好在也没有人要求他们真心。

    如果我们读到高教工作人员致斯大林同志的这样一封信：

    “我们将不断提高革命警惕性，协助由忠实的列宁

    主义者、斯大林式的人民委员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叶

    若天领导的我国光荣的侦察机构从我国高等学校以及全

    国把托洛茨基-布哈林集团的以及其他的反革命败类清

    除干净”——

    我们总不至于把千人大会的全体参加者都当成白痴，而只会认为这是一些对于明天自己被抓也会乖乖服从的道德堕落的说谎者。

    不断地说假话，和背叛行为一样，变成了唯一安全的生存方式。每动一下舌头都可能被人听去，每一个面部表情都可能有人观察。因此每一句话如果木必须是直接的谎言，也必须不与共同的谎言相抵触。存在着一套现成的句子、一套现成的标签、一套现成的公式。任何一篇讲话，任何一篇文章，任何一本书，不论是学术的、政论的、批评的或者是所谓“文艺”的——不使用这些主要的套话是通不过的。在最最科学性的文字里也必须找个地方对某某人的假冒的权威和假冒的发明权吹捧两句，把说了真话的某某人臭骂两句；即使是最高水平的学术著作，不夹进些这一类的谎言也不能出版。还用说那些吵吵嚷嚷的群众大会吗？还用说那些利用午休时间召开的狗屁不值的集会吗？在这些集会上必须举手反对你自己的意见；对于你不痛快的事假装兴高采烈（认购新的公债啦，降低计件工资额啦，为建立一个什么名目的坦克纵队捐款啦，承担星期天义务劳动，或者派孩子们去支援集体农庄庄员啦），以及对于八杆子够不着的地方发生的事情表示最深刻的愤慨（在西印度群岛或者巴拉圭发生的什么摸不着看不见的暴行）。

    腾诺在监狱里害臊地回忆起，他被捕前的两个礼拜还向水兵们做过一次《斯大林宪法——世界上最民主的宪法》的报告。自然一句真心话也没有。）

    没有一个打出过一页稿纸而没有说过假话的人；没有一个走上过讲坛而没有说过假话的人；没有一个在麦克风前面站过而没有说过假话的人。

    如果到此为止也还罢了。要知道下面还有呢：和上级的任何一次谈话，在干部科的任何一次谈话，一般地和另一个苏联人的任何一次谈话都要求你说假话——有时候是瞪眼瞎说，有时候是瞻前顾后，有时候是点头认可。如果你的白痴交谈者当面对你说，我们撤退到伏尔加河是为了诱希特勒深入，或者美国人把科罗拉多甲虫丢到我们头上——你需要表示同意！一定要表示同意！以摇头代替点头会给你招来往群岛搬家的横祸（我们回忆一下丘尔佩涅夫的被抓，本书第一部，第七章）。

    但这还不是全部：你的孩子在长大！如果他们已经长得够大了，你和你的老婆就不应当在他们面前公开说出你心里想的话；要知道，人家正在教育他们学习帕夫利克·莫罗佐夫，他们会脸不红心不跳地去建立这个功勋。而如果你的孩子们还小，就需要决定怎样教育他们最合适：是一开头就拿谎言当做真理端给他们（为了使他们将来比较容易生活），并且今后永远在他们面前说假话呢，还是冒着他们可能说漏嘴的风险，可能捐出去的风险，对他们说真话。因此一开始就得向他们讲清楚，真话是会带来杀身之祸的，一出家门就要说假话，只能说假话，就像爸爸和mama一样。

    这样的选择使得你恐怕连孩子也不想要了。

    谎言是生活得以长期稳定的基础；A·k——一个年轻、聪明、懂世故的女人，从首都来到某个省城的学院教文学。她的档案里没有任何问题，并且拿着一张崭新的副博士证书。她看到她讲主课的班级里只有一个党员女学生，于是断定这里的情报员一定会是她。（班级里必须得有个人送情报，这一点A·K是拿得准的。）她决定和这个党员女学生假装亲近。（顺便说一句，从群岛的策略角度看来这纯粹是失算。相反地，应当老给她打二分，那样一来，这人的任何小报告都会被看成是挟嫌报复。）她们俩又是经常在学院以外会面，又是交换照片。（女学生把A·K的照片放在党证夹子里）在假期她们两人亲热地通信。A·K讲每一堂课都尽力顺应自己的党员学生的可能的评价。这种令人羞辱的装模作样的四年过去了。女学生毕了业，对于A·k说来，这个人已经无足轻重了。这个女学生来看她，A·K毫不加掩饰地对她冷淡。女学生生了气，要求退回照片和信，并且大声说（最叫人哭笑不得的是，她大概根本不是情报员）：“如果我念完研究生班，决不会象您现在这样死赖在这个可怜的学院不想走！您的课讲得像什么样子！——全是陈词滥调！”

    的确！A·K为了适应一个情报员的接受能力，把一切搞得内容贫乏、色彩暗淡、棱角磨平，把她本来有能力讲得很精彩的这门课程完全毁了。

    像某个诗人很机智地说过的；我们过去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