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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杂役 (第8/12页)
再沉默!这五分钟他气都出不来了!他病倒了!)那女的猛然扭过头来,两眼快意地闪闪发光,回敬他说:“马屁精!什么东西!乞乞科夫(为什么是乞乞科夫?大概是和别里科夫搞混了…),合上你那窟窿吧,…”还说了好些好些,再下去就该出脏字了。她只动用了她的灵牙利齿,并没有举起手——但看起来好像是在扇他的耳光子,因为他的乳白色的姑娘似的脸皮上泛出红一块白一块的斑点。耳朵变成紫红色,嘴唇抽动着。他怒不可遏,可是再也说不出一句话,也没有抬起手来自卫。那天他对我诉苦说:“我这个改不了的宜筒子脾气真是没有办法!我在这里也丢不掉守纪律的习惯。我不能不对别人提意见,加强周围的纪律性。” 早出工站队时他总是焦躁不安;他巴不得快些冲向工作地点。杂役小队一跨进工区他就故做姿态地赶到侵腾腾返方步的人们前头,差不多跑步走进办公室。他是想让长官们看在眼里吗?这没有多大意思。是要犯人们看到他工作多忙吗?——这是一部分原因。而主要的、最真实的原因是想尽快脱离人群,脱离营区,把自己关在计划科的安静的小房间里,在那儿…在那儿决不是做瓦西里-弗拉索夫做的那些事,决不为解救作业班里的难友们打主意,而是混钟点、抽烟、幻想再来一次大赦,想象自己坐在另一张办公桌旁,在另一间办公室里,有好几个按铃,有好几部电话,有奴颜婢膝的女秘书,有站得笔直的来访者。 我们知道他的事很少。他不喜欢谈起内务部的往事,无论是级别、职务还是工作性质。这是前内务部人员普遍的“腼腆劲儿”可是他身上的军大衣恰好是《白波运河》一书的作者们描写的那种青灰色的。进了劳改营他也没有想到要从制服上衣和制裤上把蓝滚边拆掉。在受监禁的两年中,他连劳改营真正的老虎口的边都没有挨到过,连群岛的无底深渊的气味也没有闻到过。送进现在这个劳改营自然是由他选定的:他的住宅离劳改营只有几站无轨电车的距离,在卡卢加广场附近。他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掉进底层,也没意识到现在周围的人对他多么敌视,所以在房间里有时也漏出一点底细:有一天说他跟克鲁格洛夫(那时候还不是内务部长)很熟,另一次说跟弗连克尔、扎维尼亚会很熟,说的全是古拉格的大头头。有一回提到他战时领导过塞兹兰-萨拉托夫铁路很长一段的筑路工程,这么说是在弗连克尔的古尔热德斯(铁道建设劳改营管理总局)里干过。“领导”这两个字可能包含些什么意思?他什么工程师也不是。那么说是劳改营管理局局长喽?是另一位可爱的克莱因米海尔喽?就是从这样的高峰一下子鼻青脸肿地跌到几乎是普通囚犯的水平。他的问题是属于一百零九条,对于内务部来说,这意思是收受了超过级别所容许的贿赂。因为是自己人,判了七年。(这表明他收受的贿赂够判二十年。)根据斯大林的大赦令,他剩余的刑期被减掉了一半,今后还得蹲两年多一点。但是他很伤心——伤心得和被判了整十年一样。 我们房间的唯一的窗户是朝涅斯库奇内公园开的。窗外不远处,略低于窗口的树梢在随风摆动。景色不断在这里交替;暴风雪,解冻,新绿。当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没有受到什么刺激而只是感到淡淡的哀愁时,他往往临窗而立,眼望着公园,用轻柔好听的声音唱一支歌; 啊,睡吧,睡吧,我的心! 莫要把往事唤醒。 你说怪也不怪?——严然一位坐在客厅里的十分可爱的先生。可是他沿着自己的路基留下了多少囚犯的埋葬坑!… 汉斯库奇内公园靠近我们营区的一角,有几道小土岗把游人隔开,是块十分隐蔽的地方,如果不算我们这些剃光头的人能从窗口看到的话。五一节,有个中尉把一个穿花布拉吉的姑娘带到这个隐蔽处所,他们避开了公园的游人,而对我们就像对猫儿狗儿的目光一样满不在乎。军官把他的女朋友平摊在地上,那女的也不是个客臊的。 一去不返的莫再召唤, 往昔的爱情莫再留恋。 整个说来我们的小房间像是一个小模型。内务部官员和将军完全支配着我们。只有得到他们的允许我们才能在他们不用的时候使用电炉(它是人民的)。一切问题全由他们决定:给房间通通风还是不通风,鞋放在什么地方,裤子挂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停止说话,什么时候睡觉,什么时候醒。沿着走廊走几步就是大统舱房间的房门,那里面是吵嚷喧闹的共和国,那里面把一切权威都骂得狗屎不值;而我们这里却是享有特权的,我们依仗特权,也就必须尽力遵守法纪。自从我被踢进了渺小的油漆班,我就一言不发了:我成了无产者,任何一分钟都可以把我推到大房间去。农民普罗霍罗夫名义上是生产杂役的“小队长”实际是叫他担任一个侍候人的职务——拿面包、端小锅、和看守及值日员办交涉,总之是做全部低贱的工作(这正是那个养活两个将军的农夫),所以我们这样的人就只能听命于两个独裁者。但是伟大的俄国知识界在哪里呢?他们在瞧着什么呢? 普拉夫金一博士(他的姓并不是我臆造的!)神经病理学家,劳改营医生,今年七十岁了,这表明革命到来的时候他已经是四十多岁的人,是在俄国思想界最美好的年代,在讲究良心、荣誉、爱人民的精神熏陶下成熟的人。请看他有怎样的仪表!在令人肃然起敬的硕大的头颅上飘动着灰白的银发,劳改营里的剃头推子也未敢触动它(这是卫生科长恩准的优待)。他的肖像会使世界上第一流的医学杂志的封面生色!任何国家有这样一个卫生部长都不会觉得寒碜!他的庄重的大鼻子使人们对他的诊断产生充分的信任感。他的一举一动显得尊严而稳重。博士的身躯如此奇伟,以至单人铁床几乎容纳不下,一部分只好悬在外面。 我不知道他是个怎么样的神经病理学家。很可能是个好大夫。但是那必须是在一个松松散散、和和气气的时代,并且一定不是在国立医院工作,而是在家里开业。橡木的房门上钉着铜牌,靠墙坐地的大自鸣钟发出悦耳的哨哨声。不慌不忙,除了自己的良心对什么也不用服从。然而在那以后,他着实地被吓坏了,吓得他一辈子也没有缓过劲来。我不知道他以前坐过牢没有,内战时期拉他去陪过绑没有(这没什么奇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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