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断裂而凹凸的世界屋脊 (第3/7页)

惆怅。

    “谁说寂寞出成果？胡说八道。”

    “我说的。我还说过，明哲之士不在人群里谋求虚荣，而是设法避开大千世界寻找孤独。”

    “我想起来了，你是在一篇文章里说的，不过你做不到，你也不是什么明哲之士，你是最不能孤独的，坐在书斋里，整天想着怎么捞钱，结果是学问没做成，钱也没捞上。”

    “你怎么知道我学问没做成？我的学问就是：如何面对失败。”

    我对这样的对话很感兴趣，它发生在两个知识分子之间，让人多少能够猜测到一点他们内心的尴尬。

    也是在酒场上，A君醉了。A君是“第三者狼潮”中一朵灿煜的狼花，既有楔入行为，又有做乌龟的境遇，可悲也可喜。整个过程中，他都在不断强化自己的个性却又无从体现男子汉的风格，今天在这个女人面前保证，明天在那个女人面前发誓，男人的精神气质在这种无休止的发誓和保证中日益地无光无亮了。他迅速地失恋，妻子和情妇（不止一个）都开始嫌弃他，那指责他的话几乎是商量好了的：“没出息。”于是他也成了一个孤独者，孤芳自赏，孤影自怜，孤寂无告。作为朋友，我曾经指责过他。他说：“你别假正经，大多数人还不是跟我一样。我只不过是暴露了，而他们却善于伪装和包藏。要知道，喜新厌旧是人类的本性，是一种动力，我们西部之所以落后，就是因为这里的人不敢大胆公开地喜新厌旧，或者说缺少脚踩两只船的艺术。”

    道德的牺牲果真能够换来一个高度发达的现代化社会？这是值得商榷的。期望不等于现实，他的痛苦尽管可以看作是文明发展和经济繁荣的伴生物，但直接的原因仍然是没有一个和一己之观念同步发展的环境，心灵和rou体还不能从生存的困扰和社会关系的束缚中解脱出来，却又要强迫自己放荡不羁，我行我素，怎么能够心情舒畅呢？

    “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这句话对于我们，对于西部的生活，永远都只是一个寓言。

    酒已过半，残汤和剩菜炫耀着自己被人吃掉的荣光。A君拉我来到长沙发的一角，主动“交代”了他跟一个“印象最深刻”的姑娘交往的全过程——那天，他在电影院门前踌躇，想看一场电影又拿不定主意。一个姑娘突然横挡在他面前说：“想看电影吗？”他摇头。姑娘又说：“那…陪我吃顿饭怎么样？”他去了。饭后，在她的单身宿舍里，在她那挂满了小布人小动物的床上，他明白了这个既有固定职业又不缺钱花的姑娘rou体和心灵的潮动：由封闭到开放的一种畸形爆发——性机能亢进。她以为只有放纵自己才算对得起人生，才算是一个有现代味儿的女性。“她是干什么工作的？叫什么？”我问A君。A君说：“不知道。”又说“这方面你不懂，你得向我请教。人的生存依赖于人的群体性，过去，男女是以了解和感情为联系纽带的；现在，人追求瞬间温存，追求一夜情，追求那种不需要感情交流和心灵碰撞的纯粹的性交往。也就是说，我们都认为，在没有任何附加条件的前提下，rou体的融合才会是健康的理智的和幸福的。”我挖苦地说：“既然这样，你们怎么又分手了呢？”他说：“那是因为她要求我一个星期不要回家，一个星期都呆在她那里，这怎么可能呢？太霸道了。”

    我说：“那么以后呢？以后你是不是还想继续你的追求？”他说：“我不追求这个追求什么？想出国没钱也没门路，想当官没本事也没后台，想去基层豁命干他几年，再一步一步爬上来，老婆又不让走。那好，那咱就坐下来搞点学问吧，可人家在发展航天技术，在折腾商品经济，在办公司搞企业进军世界五百强，我只能捣鼓几篇研究汉藏史的文章，有什么意思呢？没劲，真没劲，现代社会是不需要了解历史对今天的意义和作用的。你知道，上大学时，我写过一篇《唐番古道流变考》，因为想发表在校刊上，还去校刊编辑的家里帮他打煤砖，现在想起来，真有点可笑。有一段时间，我又想搞哲学，想从哲学的角度诠释藏传佛教，结果我发现，佛理是清高的，它提倡一心观照缘起性空的谛理，不为虚妄的外界所迷惑，提倡“八风吹不动，端坐紫金莲”的功夫。而对一个没有慧根的俗人来说，一旦明白了藏传佛教的哲学含义，你就什么心思也没有了，你就会感到，面对一切你只能有一种态度，那就是无所适从。”

    4

    有人说，哲学就是寻找家园，而且是带着乡愁寻找家园。家园是什么？一个人造宇宙，一处心灵归宿，一种精神寄托。在这个一切都还不能以好坏论处的年代里，在这片滞重的高原厚土上，寻找家园时的无所适从显然要比拘泥成法、固守卑陋更适合社会发展的需要，更能代表一部分人的精神状态。也正是在这种无所适从的迷茫中，那些认识到了命运的残酷而去向残酷挑战的人，才显得多愁善感、思虑重重。

    正是春天，我来到了位于塔里木盆地和柴达木盆地交界处的茫崖石棉矿。一连几天，都是荒风暴起，粉尘弥漫，一片混沌景象。就在这种天地未开的景象中，我和石棉矿的副矿长张居安进行着一种心灵感应式的接触。我发现他有自己独特的笑声，尖细得有些滑稽，像是自我解嘲，又像是傲观人世的豁达。他还会怪模怪样地耸肩，寓意复杂：自鸣得意、无可奈何、悲观伤怀、逢场作戏，好像什么都在其中了。但不管我怎样感觉他，他都是一个典型的西部企业家，为人讲信用，处世重义气，自信自负，又具有落荒人的狡黠和幽默。还有就是，和内地企业家的油头粉面、西装革履不同，他留着一头艺术家一样的长发，紧裹着一件米色风衣，一副随时都在行动，从来不知道养尊处优的样子。

    他说：“我是浙江宁波人，上海建材学校毕业，留校工作了一年，月工资只有三十五元一角，除了自己吃用和抚养家中老人，还想买书，想抽烟，想看电影，想逛苏杭，还想穿好吃好玩好。穷，没钱，开始是自轻自贱，后来就想摆脱，摆脱那种打着赤脚想天堂的境况。这样，在1966年当有人动员我支援大西北时，我说，你不用费口舌，我去就是了。来石棉矿的头几年，我当司机，一月一百零六元的工资，高兴得很呐，订了一份报纸，买了许多书。别人奇怪，这个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