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章 (第3/3页)

强大的“击退倭贼”的集结和斗争。

    在内外压力不断加强的形势下，在连日举行的御前重臣会议和原任大臣会议上，各派政治力量出现严重分歧，多日得不出正确结论。朝廷大臣金炳学、洪淳穆等持斥和论，仪朴珪寿与吴庆锡等认为开国是大势所趋，持稳和论；李最应与诸闵要员闵奎镐等实权派人物从派阀的立场出发，虽趋同开国论，但也是在屈服于日本压力而毫无准备的情况下，作为权宜之计而主张与日本签订商约。

    显然，中国对这个问题的态度，对朝鲜最后的抉择起了重大影响。清朝的统治阶级经过两次鸦片战争，很害怕和外国发生纠纷。当时，清政府正面临着沙俄对中国西北边疆的觊觎，中俄双方为伊犁问题进行着紧张的外交谈判，对于朝鲜问题不愿多予过问。

    左右清廷外交的李鸿章此时也希望朝鲜保持“和局”、作“息事宁人”之计，对朝日交往采取悉听自主的态度。李鸿章“息事宁人”的态度正是清朝统治阶级一种具有代表性的态度，于是清廷同意了李鸿章的建议，遂由礼部向朝鲜表态，而听其自行处理。

    从宗藩关系的体制上说，清王朝主张“云扬”号事件可由朝日自了，自有其根据，不能说错。但清政府知日本有觊觎朝鲜之心，却“息事宁人的理由劝说朝鲜与日本订约，这不但自动放弃了宗主国有权保护属国免受他国侵害的道义责任，而且也反映出，处于边疆危机时期的清王朝，不借以牺牲属国利益换取海疆安定的自利主义意向。

    朝鲜见中国做息事宁人状，显然不会在谈判中给朝鲜以积极的支援，慑于日本采取军事冒险，诸闵的开国论便占了上风，朝鲜代表终于原封不动地承认了日方提出的条约草案。1876年2月26日，朝鲜与日本在江华岛练武堂正式签署了《朝日修好条约》，即《江华岛条约》。

    《江华岛条约》全文12条，其中主要有：

    1、规定“朝鲜国乃自主之邦，保有与日本国平等之权”“宜先将从前交情阻塞之患、诸例规一切革陈，务开扩宽裕弘通之法”（第一款）。

    2、陈“釜山草粱项有日本公馆…凭准新立条款，措办贸易事务”外，朝鲜国政府须在20个月内，在本条约规定的沿海五道“再开两口，准听日本国人民往来通商，就该地赁借地基，造营家屋，或侨离所在人民屋宅，各随其使”（第四、五款）。

    3、“朝鲜沿海岛屿岩礁…准听日本国航海者随时测量…编制图志”（第七款）。

    4、日得在朝鲜指定的港口派驻领事，日本人在朝鲜犯罪“皆归日本官审”（第八、十款）。

    《江华岛条约》是个极其不平等的条约，在国际条约中是少有的。在这些诸多条款中，第一条最重要；该条款的要害是，在自主、平等的幌子下，否定中国与朝鲜间的传统关系，确立日本在政治上对朝鲜的独占权。

    此外，《条约》规定朝鲜单方面向日本开放通商口岸，准许日本在约开口岸建立带有租界性质的居留地，而日本方面不承担任何义务；日本人可以任意在朝鲜沿海测量的规定，赋予了日本自由进入朝鲜海港、要塞的特权，朝鲜从此完全丧失了领海权，使整个朝鲜半岛置于日本海军的威胁之下；日本单方面在朝鲜指定口岸有权派驻领事和享有领事裁判权，是日本在朝鲜拥有治外法权的特权，这是朝鲜丧失国家主权的重要标志。因此，以《江华岛条约》为起点，朝鲜开始沦为日本的半殖民地，并最终被其兼并。

    对于《江华条约》最值得注意的第一条，当时清朝统治者完全没有意识到个中含意，当英使威德将条款送知中国政府，而日本也将《江华岛条约》抄送大清总署时，总署未向日本抗议，礼部亦未能诘问朝鲜。

    因为按照传统的观念，只要朝鲜承认中国为宗主国，第三国的承认与否是无关重要的。并且这时候，朝鲜依旧向清廷礼部呈报朝日本交涉开港的事宜，不曾因《江华岛条约》而有所改变。

    但是，按照西方国际法的解释，两国间的宗藩关系属于内政问题，国际的承认与否并不直接影响其宗藩关系；如果与第三国引起外交交涉，第三国的承认便属必要。日本已承认朝鲜自主，那么将来日朝间发生纠纷，日本利用该国际法的解释，便有反对中国干涉的“权利”在日本外交家处心积虑的计划下，以后的朝日交涉都是直接谈判的，中国果然无法国参与其中。

    日本侵略朝鲜的急进行动，必然迫使中国采取新的对朝政策。但是，腐败愚昧的清政府既不能及时的考虑这个问题，改弦易辙，后来竟采取了更有利于日本侵略者的错误政策。

    清政府对朝鲜的基本政策，一向是维持传统的宗藩关系，既不愿意朝鲜独立，也没有余力来设法加强“宗主权”换句话说，就是一切保持原状。但时势迫使中国必须改变传统的对朝政策。

    对朝的政策问题，直接联系到对日外交。在中日交涉之中实际主持事物的李鸿章，自从1871年中日签订《修好条约》之后，对日本一直采取一种联络羁縻的政策，希望借“中日修好”条规之力，约束日本的行动，并抱着“联东方形势”的幻想。这显然是对日本的侵略政策毫无所知导致的。其实，在签订修好条规时，日本就要求“相同西例”也就是要分享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中国攫取的权益。

    其后，日本于1872年派使至中国要求修改条约，尤其着重取消《修好条约》第二条有关两国友谊相助的规定。这些迹象表明日本来者不善，而洋务派官僚还被蒙在鼓里，继续做着“联东方形势”的白日梦。直到后来中日间发生种种不愉快事件，日本侵略的野心暴露，李鸿章才开始转变态度，逐渐地从联日变为防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