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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有一个小弟要走，我再通知你，”严经理认真地说道“快回去吧，台风要来了。”

    我临离开银马车，到厨房里去将搁在碗柜里的一只牛皮纸袋取了出来，袋子里有两块粟子蛋糕，是下午一桌赶电影的客人，来不及吃完留下的。我装在袋子里藏在碗柜里，预备晚上带回去，跟小弟一同宵夜。坐在回家的公共汽车上，我心中开始盘算：丽月那里，不知道还能让小弟住多久？拖不下去了，把那个小家伙放到哪里去？我想代完三天班，向严经理开口，我愿意搬回他那间金华街的公寓跟他一块儿住——我还有一把他公寓的钥匙没有还给他——我可以告诉他，小弟是我的弟弟，请他暂时收容。如果我在银马车正式当侍应生，规规矩矩托盆子，也许他会答应。严经理对我很好，一直要我“改邪归正”如果万一他不答应，我还想到一个人—一母亲的养母，我们的外婆吴好妹。母亲的养父过世后，母亲跟外婆又开始来往了，母亲曾带我跟弟娃到桃园县龙潭去探望过外婆。外婆吴好妹是一个胖大健壮的女人，一双放大脚，行走起来，啪哒啪哒比她饲养的那些鸭子还要快捷。外婆是个热心人，很疼爱我们，第二天一早便挽着一只大蓝子，领着我跟弟娃到鸭棚去捡鸭蛋去。几百只鸭子早放到池塘里去了，鸭棚内，鸭屎鸭毛堆中，露着一只只青色的鸭蛋来。我跟弟娃兴奋得乱叫，也顾不得鸭屎臭，满地去挖掘鸭蛋。弟娃走路都走不稳，在鸭棚里摇摇摆摆，抓得一手的鸭屎。母亲也赶了来，外婆对她笑道：

    “阿丽，把他们留在这里算了，替我捡鸭蛋。”

    去年外婆到台北来看我们，带了两只蕃鸭仔来，一只黑的给我，一只白的给弟娃。提到母亲，她又骂了几句，掉下几滴眼泪来，临走时，对我说：

    “放了假，带着弟娃，到乡下来吧。”

    那两只蕃鸭仔，一个秋天，却长大了，一黑一白，闪亮的羽毛，鲜红的rou冠子，见了人便会摇着屁股呷呷的虚张声势。我们叫它们阿黑阿白。饲喂那两只蕃鸭，便变成了我跟弟娃两人每天的大事。我们常到舒兰街那条小河边去挖蚯蚓，河边泥土肥沃，蚯蚓根根有小指那么粗。我们挖满了一只洋铁罐回来，喂得两只蕃鸭rou叽叽的，肥得屁股都快缒到了地上。到了过年，父亲把两只鸭子捉来，一刀一个，两只的头都剁掉了。父亲嫌那两只蕃鸭屙得天井里到处的鸭粪，奇臭难闻，招来许多苍蝇，而且去年过年，父亲又没有钱多加年菜。两只鸭子，阿黑拿来炖汤，阿白香酥。父亲把香酥鸭腿子，一只挟给我，一只给弟娃，自己却啃着鸭颈子下酒。我倒吃得很开胃，弟娃却白着脸，鸭腿子碰都没有碰。父亲问他，他推说肚子不舒服。我知道，他心疼他的阿白，吃不下去。饭后我悄悄对他说：

    “傻子，有什么好难过的。暑假我们去桃园，再向阿婆要两只蕃鸭仔来养就是了，替你去选只白的，好不好？”

    我跟弟娃始终没有去成桃园。我想如果我带小弟去外婆家，住几天大概是不成问题的。我可以帮着大舅赶鸭子，小弟呢，跟着外婆吴好妹去捡鸭蛋，大概总还行的吧。

    “丽月姐，怎么样？房租交清了，这下你不赶我们走了吧？”

    回到锦州街，第一件事便是拿一百元给丽月，把尾数缴清。我知道丽月的脾气，她对我和小玉虽然大方，房租却是不许久欠的。丽月正在房里跟阿巴桑两人商讨什么事情，她接过我的钞票，却对我说道：

    “你坐下来，阿青。”

    “丽月姐，我也上班了，”我坐下来笑道“在银马车，我这个班一个月还不及你一夜晚的出差费呢。”

    “阿青，”丽月抽了一口烟，缓缓说道“今天下午，你那个疯仔出了事。”

    “出了什么事？”我急问道。

    “他把我们小强尼弄伤啦！”阿巴桑抢着说道。

    “是这样子的，”丽月解释道“下午他跟小强尼两人抢球，他推了小强尼一把，小强尼一跤磕到桌子角上，把一颗门牙磕掉了——”

    “可怜啊，一嘴的血！”阿巴桑指着嘴巴比划道。

    “该死！等我去揍他！”我叫道。

    “我早就打了他一顿屁股了，”阿巴桑忿忿然“那个痴仔，还笑呢！”

    我站起来，要往自己房间走，丽月却叫住我道：

    “你不必去了，我已经把他送走了。”

    我一下愣住，瞪着丽月没有出声。

    “送走了？送到哪里去了？”半响，我责问道，我的声音有点颤抖起来。

    “警察来了——”阿巴桑插嘴道。

    “警察局派了一部车子来，把他带走了，”丽月说道，她又加了一句“走了算了，也给你省麻烦——”

    “你们凭什么叫警察？”我突然大声喝道，我感到一阵急怒“你们把我的小弟弄到哪里去了？”

    “你也疯啦！”丽月叫了起来。

    “我去找他，”我把手上那袋粟子蛋糕往桌上一掷，气冲冲地叫道：“找不到，我要你们负责——”

    我在中山北路上一直奔走下去，迎面疾风，还夹着阵阵乱雨点。台风的风头已经到了。路上没有行人，两旁的荧光灯，紫蒙蒙的，在风雨中发着雾光。我一口气跑到南京东路口的三分局，跟分局门口的值班警察说明来意，他带领我进去，去见里面办公室的一位警官。那位警官四十上下，焦黄干瘦，人却和气。他办公桌上放着一架手提收音机，正在细细地播着京戏。警官知道我来寻人，便拿出一份表格来，要我填写，问我道：

    “你找的是你什么人？”

    我迟疑了半晌，答道：

    “是我的弟弟。”

    “什么名字？”

    “小弟——”我只好答道.

    “我是问他的本名。“

    “先生，”我解说道“我这个弟弟有点毛病——我是说，他的脑筋不太好，象个两三岁的小孩子——”

    “嗐，”警官摇手止住我叹道“我懂了，你是说你弟弟是个白痴？这又是件无头案了。上个月，在圆环附近，我们还抓走一个神经病的女人，她在圆环大街上，赤身露体，蹦蹦跳跳。我们问她姓什么，她自己也说不来——到现在还关在台北精神疗养院，没有人去认领呢。”

    “先生，我那小弟弟，送来三分局了吗？”我探问道。

    “我们这里没有记录，就是送来了，我们也不会收留。这种案件，普遍会送总局特别处理，分发到几个神经病院去。台北的病院满了，有时还会送到新竹、桃园去呢——”

    警官说着，却突然停下来，全神贯注地聆听起来，他桌上收音机正在报告台风消息：强烈台风爱美丽